为了追求教学上的尽善尽美，优秀女教师高丽娅十多年来呕心沥血，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心得写成４８本教案交给学校。为此，她多次被各级教育部门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然而，当她因写论文的需要，去要回自己上交的教案时，学校的领导却认为她的要求太新鲜，并以学校从来没有还过老师的教案拒绝了她的要求。在多次与学校要教案的交涉中，女教师和学校的矛盾显得尖锐化起来。万般无奈之下，失去工作的高丽娅不得不将其所在的重庆市四公里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归还自己的４４本教案。
女教师的不平遭遇，受到了国内法律界的广泛关注。此案从２００２年８月起，经过一审、二审、再审，以及检察院抗诉等诉讼环节，但都被法院驳回。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日，高丽娅以学校私自处理自己的教案侵犯了其著作权为由，重新将学校起诉到重庆市第一中院。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３日，法院以学校私自处理教案，侵犯了高丽娅老师的著作权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定学校赔偿其著作损失费５０００元。
学校遭遇新问题，在职教师要求还教案
１９９０年１月，小学教师高丽娅凭着自己独特的讲课风格，获得了重庆市教委组织的语文组赛课一等奖。随后，高丽娅在一次竞争调动中，以优异的试讲成绩被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看中，被正式从重庆市九龙坡区二塘小学调到该校担任语文教师及班主任。
每到学期期末，高丽娅都按照学校的规定，交上厚厚的两大本渗透自己心血和智力成果的教案。对于高丽娅来说，每当完成一篇教案，自己就像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她的一本本教案里，都浸润着她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探讨和总结。
在四公里小学十多年的教学生涯里，她每年所教的学生不断获得区、市、国家级的各类大奖；她那些有着开拓创新意识的教学论文也不断在全国各种刊物上发表。２００２年４月，国内一家教育出版社找到高丽娅，要出钱为她出一本教学论文集。这样一来，她需要用以前教案上记载的实际经验，对以前的论文中不成熟的观点进行补充完善，使之更加厚实丰满。而她十多年来的教案都按照学校的惯例交给了学校以备查验。４月１６日，高丽娅找到该校的校长，要求发还自己十多年来共４８本教案。校长一听却愣了下来，紧接着又说教案是学校用来存档检查教师工作的，从来都没有还过老师，也从来没有哪个老师来要过。并说高丽娅提了一个新问题，等他们研究研究再说。４月２２日，高丽娅又找到学校要教案时，校长告之要清理一下再说；４月２４日，学校又以清理教案的老师正在帮人代课，没时间为由，将发还教案的时间再次推迟；４月２５日，高丽娅终于拿到了４本学校发还的教案。但她当时就提出了疑问：“我在学校教了十几年的书，应该是几十本教案，怎么会才四本呢？”发教案的老师说，发下来的４本还是他从满屋子乱七八糟的教案中清理出来的。
眼看着要放“五一”长假了，原本打算趁放假好好整理论文集的高丽娅，因要不回其余的４４本教案而急得团团转。
十年教案不翼而飞，优秀教师被迫下岗
在七天的长假中，高丽娅成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凭着自己的回忆对那些论文进行整理。然而，想到另外４４本饱含着自己心血的教案，她怎么也进入不了状态。
５月８日，七天来连一篇论文也没有整理出来的高丽娅，再次找到学校清理教案的陈老师，被告知：“其他教案不知道去哪了，可能已经被处理了。”４４本教案，十几年的心血就这样被“处理”掉了，这怎么说也是自己多年来的劳动成果啊！难道就这样无踪可寻了？高丽娅又迅速跑去找学校以前管理教案的一个退休老师，希望能找回那些被“处理”掉的教案，可那个老师告诉她那些教案有的当废纸被卖了，有的直接被烧了。听了这样的结果，高丽娅当时就瘫坐在椅子上，在她看来，教学是一种连贯性的活动，需要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总结经验。而这些教案记录了自己二三十岁期间的教学经验，这是一个教师最富成就的一段时间。想到这里，高丽娅既伤心又无助地哭了起来。
很快，高丽娅向学校要还教案的事在整个学校传开了，很多老师都惊讶她胆敢向学校提出要回教案的要求。学区的书记迅速召集全学区教师开会，并在会上点名说：“一个小学教师的教案，有啥子知识产权？多大的知识产权？写教案是老师在学校内应该做的事，学校对此也发给了工资的！难道学校请来建筑队盖房子，建筑队花了力气，这房子就是建筑队的吗？”对于学校这种不尊重教师劳动成果的态度，高丽娅感到非常生气。同时，学校放出话来：让她不愿意在学校呆就走人，不服气就去打官司，学校奉陪。
带着满肚子的委屈，高丽娅把相关情况反映到了教委后，学校一怒之下公然在干部会上表示要想办法把她除掉！高丽娅再次找到教委的领导，该领导当即打电话让学校不能乱来。然而，教委领导的话并没起多大作用，２００２年７月初，重庆市四公里小学公布了该校年度教师考核，高丽娅的考核居全校教师之末位，这个去年还是优秀教师的她下岗了。而就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之间，高老师所辅导的学生多次在区、市乃至全国拿过大奖；２００２年６月，全校仅有的两名考上重庆市重点中学巴蜀中学的学生，都是她班上的学生。
事情被高丽娅的几十名学生和家长们知道后，大家联名上书给学校，要求留住可亲可爱更可敬的高老师，让她重返３尺讲台，然而学校却对此毫不理会。
愤怒讨公道，教案终获著作权
愤怒之下，高丽娅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下，于２００２年６月，一纸诉状将该校告到了重庆市南岸区法院，要求学校返还自己的小学一至六年级语文教案４４本，赔偿因此给自己造成的损失８８００元。
就这样，这起因在职教师向学校索要教案的官司，在重庆乃至全国给传播开了，各界人士都认为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奇闻。尽管如此，高丽娅还是觉得学校是一个制造、传播文明的地方，她继续找到有关部门，要求可以和学校以更加积极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学校根本就不理她这一套。更让高丽娅想不到的是，法院开庭那天，学校根本否认曾经收到过她的４４本教案，仅收到的４本教案已经还给她了。
为了学校的这一句谎言，高丽娅和律师不得不一起四处去收集证据。更让高丽娅想不到的是，该校一个曾任高丽娅的教研组长的余立珍老师，在证明了学校每学期要定期收全校老师的教案后，该年的年度考核突然给排到了倒数第二名。
２００２年８月５日，重庆市南岸区法院审理认为，学校和高丽娅是管理与被管理者，高丽娅撰写教案等教学工作须接受学校的安排、管理和领导；并以高丽娅和学校属于不平等的民事主体，裁定驳回了高丽娅的诉讼请求，高丽娅当即表示不服，于８月１２日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这样一来，高丽娅在四公里小学真的没法呆下去了。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１日，她被告之下岗。高丽娅不服气问：“为什么让我下岗？是我工作失误了，没有完成教学任务，还是我的师风师德差？”对方的回答是高丽娅自己明白。
此后，高丽娅又多次找到教委的相关部门，要求学校给自己安排工作岗位，四公里小学都置之不理。最后，实在说不过去了，教委出面让她重新回到二塘小学去支援教学。由此，她暂时成了一个临时工。面对这样的委屈和不公，高丽娅发誓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为自己讨回—个公道。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４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全国首例“教案”官司，双方对民事法律中的平等主体，教案是否具有著作权，以及教案姓“公”姓“私”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经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高丽娅要求学校返还教案是一种物权请求，是民法调整的范围，鉴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条文有误，中院指令南岸区法院对本案进行重审。听了中院的二审裁定意见后，高丽娅当时哭了起来，她终于看到了自己这场官司露出了些许曙光。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高丽娅再次接到重庆市南岸区法院通知，决定于当天重新审理她这起全国首例因“教案”的归属和著作权引起的官司。法庭上，高丽娅的代理律师，重庆志平律师事物所律师黎媛认为，学校将高丽娅的教案擅自处理是一种侵权行为，他们要求赔偿的８８００元只是最低标准，即４４本教案每本约１２０课时，一个课时备课需要８０分钟，４４本教案完成的时间至少需要７０４０小时。这样，高丽娅要求学校赔偿自己的损失每小时只是１元，另外１７６０元则是低标准的精神损失费。而学校在这次辩论中称，教案本是教学中教师使用的物品，是学校帮助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就像上课时使用的粉笔一样，教案本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学校，学校也就有权对教案进行处置，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南岸区法院重审后作出判决，驳回高的诉讼请求。面对这样的判决，高丽娅当即表示不服，向重庆市一中院提起上诉。２００４年２月，市一中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后，宣布高丽娅起诉的４４本教案归属问题再次败诉。尽管４次官司都被败诉了，但高丽娅却不服这个理。随后，她向重庆市南岸区检察院提起了抗诉。２００５年３月，法院重审该案后，宣布高丽娅仍然以败诉告终。
面对几年来５场官司都失败的现实，高丽娅决定和律师一起来总结这些失败的经验。既然教案的归属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物权，但教案是教师用心血写成的，不如以著作权遭遇侵犯来起诉。于是，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高丽娅改变诉求，以学校侵犯著作权为由，将重庆市四公里小学告到市一中院，要求赔偿因此给自己造成的损失６０００元。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３日，重庆市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四公里小学返还给高丽娅的４册教案本所载教案的内容主要是高独立创作，应当属于著作权法上所称的作品，依此类推，高老师被校方弄丢的另４４册教案本，所载教案也应具有独创性，应属著作权中称的职务作品。
法院还认为，教案的著作权应由作者高丽娅享有。四公里小学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但是，因校方的过错，导致高老师４４本教案灭失，也导致了教案本上的作品随之灭失，使高老师本应享有的教案作品著作权无法实现，从而侵犯了高丽娅享有的教案作品著作权，校方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遂法院判决：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校私自处理高丽娅教案原稿的行为，侵犯了高丽娅的著作权，并赔偿高丽娅经济损失５０００元。拿到法院的判决，高丽娅露出了几年来难得的笑容。
高丽娅老师提出的教案官司经过几年漫长的诉讼，虽然最终胜诉了。但对于她提出的教案赔偿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知识产权问题，它使全国一千多万人民教师的教案所有权，在这场争议中显现了出来。一些专家还指出，翻遍建国以来所有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对教案涉及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直接规定的条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未对教案的归属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教案的编写是教师的个体智力和劳动创造的结果，应属于教师的创造性劳动，所以它的归属问题也就再明显不过了。
那么，作为教师独立编写出来的教案，它的归属究竟是学校还是教师本人？它是否属于物权范畴？又是否有著作权呢？本案的代理律师，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雨峰认为：
本案中高丽娅和学校争论的焦点是教案本的归属问题，实际上是教案著作权的归属问题。虽然，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明文规定教案是著作，但诚如法院一审裁定所言，高丽娅编写教案是接受学校管理而从事的职务行为。依据这样的认识，高丽娅编写出的教案，所形成的作品应该是职务作品。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公民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因此，本案中的高丽娅老师作为４４本教案的编写者，应完全享有这些教案的著作权，同时也有支配使用这些教案的权利。她在本案中的要求，是她的正当权利，应该得到相应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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