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由70年代初的总和生育率5．83降到现在的1．8，也就是说，由过去一对夫妇生育的孩子数将近6个到现在不到两个。根据人口专家计算，到2005年底，我国自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4亿多人，真正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但我国少数“超生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少数高收入阶层原来非常隐匿的超生行为，逐渐公开起来，被人们称之为“超生新贵”。据有关部门统计：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仅上海市就有84例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出现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沈阳市在2000年就发现和查处76例名人、富人超生，2002年至2004年，又有名人、富人超生42例……(《三湘都市报》2006年5月1日)“超生新贵”以“特权”挑战国策的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禁止富人违法超生”的议案、提案，且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
　 “超生新贵”——“超生游击队”的新成员
　　很多人仍然记得当年黄宏和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该小品被称为反映超生题材的经典之作。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了，在人们以往的观念中，超生多发生在农村，愈穷愈生，愈生愈穷，如此恶性循环。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超生新贵”成了“超生游击队”的新成员。
　　暴富人群，交着罚款生子。暴富人群违反《计划生育法》超计划生育现象虽然不是很普遍，但也不在少数。他们多半是私营企业主、个体老板，腰缠数百万或上千万。事业上成功之后，他们考虑的是家产如何传承。有人想着传宗接代，家产、家业、家财只传男不传女；也有人越富越生，有了儿子想再生一个女儿，有儿有女“品种齐全”。而对于罚款他们无所谓，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社会抚养费他们交起来不皱一下眉头，只要能超生、多生就行。“罚着款子生孩子”在暴富人群中成了一种时尚。《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了对超生者的处罚，按广州的收入水平，超生一个一般要上缴十几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两个的处罚则更严厉。2005年，广州增城市就成功地对一名超生者征收了36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最近，深圳新判了一个超生案子，征收社会抚养费78万元(《法制早报》2006年5月12日)。这样严厉的处罚，仍然挡不住富人的超生潮。
　　名人明星，捂着肚子生。名人和明星是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受到公众的关注。然而，一些名人明星却成为“超生新贵”。他们悄无声息地生二胎，人们既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二胎生育许可证”，也不知道他们交了多少社会抚养费。人们形象地说名人明星是“捂着肚子生”。他们一般住在高档小区，深宅大院非等闲人能靠近。加上有些“大腕”有着几个住所，神出鬼没，行踪不定。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到高档小区了解情况，有时连小区的大门都进不去，更不用说进门入户了解明星们的生育情况。有的明星早晨坐电梯下到地下室停车场坐车出门，晚上将车直接开到地下室停车场乘电梯回家，就像“空中飞人”，居委会干部连面儿也见不到。很多名人明星家里长期雇用保姆，孕妇可以不用出门，所以到底多少名人明星计划外生育谁也说不清楚。
　　腐败官员，大着胆子生。“超生新贵”的第三类人物当数腐败的官员，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无需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地“打游击”，而是大着胆子，手握“准生通行证”，养他个两三个，而且还不用害怕罚款。湖南省邵阳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陈某及其妻周某（邵阳市财政局干部），早在1982年生育一女，1993年，陈、周夫妇通过伪造病历、住院证、检查报告等非法途径，于1996年3月骗取了由邵东县计生委发出的“二胎准生通知单”。此后四年间，亦未按准生证管理办法，到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换发和延期手续，属无效生育证。2000年周怀孕，当年12月2日，邵阳市计生领导小组作出决定，认定陈、周夫妇在申办二胎生育证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要求其按计生条例和有关政策落实补救措施，但就在12月4日，陈争分夺秒，让其妻在邵阳市中心医院剖腹产下一女婴(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网)。陈某、周某夫妇都是国家干部，却大着胆子超计划生下第二胎。
　　百变战术——挑战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目前，“超生新贵”日趋增多，影响了正常的生育秩序和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虽然富人、名人、明星、干部超生的数目还不是超生的主体，但其负面影响却被一些专家认为远远大于“农民超生游击队”。因为，“农民超生游击队”只有一种战术——远离家乡，到处“打游击”，其危害仅限于有限的生活圈。而“超生新贵”们却不同，他们的战术千变万化，甚至明日张胆、有恃无恐地叫板计划生育政策，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出击战，主动交罚款。“超生新贵”为什么能超生、敢超生?说到底无非是一个“钱”字在作怪。现行的处罚措施对那些日进斗金的富人、名人来说，是根本起不了约束作用的。超生了交钱了之。“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从2002年起开始的，据有关人士介绍，在北京，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户口。在深圳，每超生一个孩子，大约至少需征收14万元，超生多个孩子还要乘以超生子女数的倍数。这样的巨额罚款，对农村的“超生游击队”来说，一般交不起，也就只好作罢。然而，对家财百万乃至千万的富翁、名人、明星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于是，他们便主动出击，先交纳社会抚养费然后生育。报载，广州一名孕妇来到街道办计生管理人员面前，拿出一个存折摔到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的是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人民日报》2006年4月25日)。这样的“超生富翁”可谓财大气粗，根本不把《计划生育法》放在眼里。
　　阵地战，造假骗证明。“有钱能使鬼推磨”，一些个体老板利用金钱开道，买通医院关节，开出第一胎“残疾”的假证明；再用金钱铺路，击倒计划生育管理人员，轻松地取得了“二胎准生证明”。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在家里生孩子。有“权”也同样能使鬼推磨。有些有权的干部想超生，一些医院、计划生育部门还会主动把准生“通行证”办好送到门上，不用他们“劳心费神”。名人、明星则更不用紧张，住在深宅大院，只要关上大门，安安心心在家养神保胎生孩子。他们坚守在“阵地”上，怀孕没有人来打扰，孩子生下来也没有人来过问，最多是事后花钱买个户口，或者干脆送到国外去读书、生活。“阵地战”无“游击战”担惊受怕之虞。深圳有位老板坦言自己生育二胎的经过：他通过关系找人开了证明，证明自己的第一胎孩子得了“先天疾病”，符合再生第二胎，虽然花的钱，比缴纳社会抚养费还多，但他心里踏实，因为孩子是名正言顺出生的，上户口时省却了许多麻烦。
　　迂回战，多生合法化。为了实现多生子女，且合法化的目的，一些“超生新贵”颇费心机，他们采用“迂回战术”，逃避法律制裁和经济制裁。他们有人搞假离婚，娶了“三妻四妾”，实现子女成群；有人暗中“包二奶”，借腹生子，孩子生下来后领回家中，对外则说是“领养”，再通过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有人移花接木，与医生勾结，将孩子送给与自己先后生产的亲戚，亲戚对外则称是“双胞胎”，一起上了户口，而自己留下了生育指标，事过境迁后又找借口将孩子领回家，这样如愿以偿生了第二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运动战，出国办“绿卡”。一些“超生新贵”和计划生育政策打起了“运动战”，他们二胎怀孕后，并不在国内和计生管理人员“打游击”，而干脆移师境外，待生完孩子后再回来。在香港，孩子一落地就是香港户口，这样做既没有占用国内所在地居委会的准生指标，而且光明正大，还不被收取任何的罚款。因为香港和内地的法律不同，无法判定其违规。更有一些“新贵”跑到国外生孩子，孩子加入出生国国籍，领取了“绿卡”，与中国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因此，“新贵”们超生的孩子不叫“吐鲁番”、“海南岛”、“少林寺”，而是叫“纽约”、“悉尼”、“温哥华”。据有关人士介绍，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和外国人结婚但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某些公众人物多生子女的事实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非中国国籍成为他们超生的有效挡箭牌。据说上海的富人圈里，最流行的方式，就是选择让怀孕的妻子到国外去生育二胎或三胎，新出生的孩子持有外国护照，这样超生的夫妻就不受中国生育政策的限制，或者干脆移民国外，生完孩子再回来(《江南时报》2006年4月30日)。
　　杜绝超生——国策面前人人平等
　 “超生新贵”虽是少数，但影响极坏。它破坏社会整体公正，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计划生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2005年就曾提出：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面临人口安全风险。所谓人口安全风险，是指中国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将相继到来；人口总体素质不高，流动人口迁移规模庞大，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尖锐，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率先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正在成为新的困难群体；如果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不能发生根本转变，中国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有限资源已经难以承载15亿人口。相关资料显示，7亿人口对中国来说是生态平衡点，9．5亿人口是不计生态代价的粮食安全点，16亿人口则是生态容量耗尽引发崩溃的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离我们并不遥远(《江南时报》2006年2月15日)。因此，抓紧计划生育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无论富人穷人，无论有权人无权人，都没有超生的特权。当前出现的领导干部、富人、名人、明星超生的现象，既与他们的道德观念、法律意识和有关部门执法能力等有关，同时也说明，我国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和规范，还有改动的空间，因此，要进行深入研究加以修订，使一些人的违法空间变得狭窄，这才符合社会公平。
　 “十一五”时期，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人口数量仍然是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如果不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就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必须切实解决“超生新贵”问题。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别让一些人钻政策“空子”，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次要继续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强对一些人的思想教育，不要以自己有钱有权就可以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要以自己能养活更多的孩子为由来违背国家政策。三是要稳定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坚持“四个不动摇”，即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坚持稳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和队伍不动摇；坚持创新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不动摇；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有钱和有权都不能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