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检察院，一次就挑选了三位法学家当兼职的检察官。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选拔法学家当检察官，这是好事呀，这是改革呀，你怎么又和做秀扯在一起了呢?我说，你别着急，听我细细道来。法学家当检察官，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改革，是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我之所以把这次法学家当检察官行动和做秀联系在一起，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也就是这次法学家当检察官的几个“中国特色”：
　　法学家当检察官，任期只有一年。
　　中国人打官司，就像跑马拉松，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无法掩盖的客观现实。前些天，媒体曝光了一件事：一件民事官司，打了19年——这还是在党的领导人催促下结案的。否则，这件官司不知道还要拖到猴年马月。媒体还说，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对此很是恼火。恼火归恼火，事实归事实；曝光归曝光，存在归存在。反正一件官司打了19年明摆在那里。其实，一些官司比如那些死刑冤案，还不止19年。而法学家当检察官的任期，是1年——19∶1。也就是说，这样的法学家当检察官，其全负荷工作量，是一件官司的1/19。1/19，能够做些什么?如果他是在阅卷的话，也只能看完那些封面而已。就算是一件官司三年五年吧!当1年的检察官，又能做些什么?
　　法学家当检察官，所任都是副职。
　　检察院找法学家当检察官，是看中了法学家的能力。能力，也就是竞争力。法学家之所以能当上新的检察官，说明他们的竞争力比已任检察官强。否则，如果他们的竞争力还不如已任检察宫，那么，还要新添这些劳神子作甚?现在各家单位都是编制紧张、僧多粥少呀!既然应召法学家的能力比已任检察官的能力高、既然应召法学家的竞争力比已任检察官的竞争力强，那么，法学家就应当排名要靠前、权力要大、责任要重。但是，不然。现在的法学家当检察官，是清一色的当副职。什么副主任、副庭长等等。人们都很清楚：中国历来的官场，排座次都是非常讲究的、非常严格的、非常重要的，连梁山伯好汉，都是哥们儿归哥们儿、座次归座次，半点都含混不得。一把手和末把手、正职和副职，座次不一样，责权也不一样。要是有一言堂现象，就更是不一样。能力和座次不对称，有这样的举贤任能、伯乐相马么?
　　或许，又有人会说：让法学家任一年的检察官副职，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体现了一种中国的民主进程，也是一种改革么!民主，在中国，是一部天书。“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拜把子，并称德先生和赛先生；如今，民主又和法制结金兰。中国人一直拿民主说事儿，现在民主更是一些人的口头禅，这要比中央电视台的小崔说事儿影响大多啦！
　　在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论争当中，老百姓的话语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并没有错，问题是后来的改什么、怎么改。法学家当检察官，改革还是做秀?应该属于问题是“改什么、怎么改”之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