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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凌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平哥，你能过来一下吗？小宁子出事了……”打电话的是老家一个远房妹妹，小宁子是她16岁的儿子，腊月二十七晚上被一帮后生捅死了。我着急地说：“我在值班，你快报警，下了班我就去。”
早上，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二三十号人已守候在那里，妹妹一家人大哭不止。我和相关人员了解了一些情况。法医到来时已近中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解剖，鉴定结果是小宁子被刀子扎进肺动脉窒息死亡。法医告诉家属，先把尸体冰冻起来，案件正在侦查中，如何处理再等通知。
我安慰妹妹一家人说：“回家吧，一切都会按法律程序去办的。”可他们一点走的意思也没有，而是把我密密地围了一圈，妹夫眼睛直愣愣地瞅着我：“能枪崩了那个扎人的小子吗？那跑的人怎么办？”我一时难以回答，因为这是审判和侦查的程序，怎能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呢？“人命关天，你们要相信警察。”我一一做着解释。“那某某杀了人，到现在没抓着呢，听说花了很多钱；还有某某把人打成了残废，跑了五年还没人影呢；还有……”妹夫一口气举出了很多案例，而且这些案件我也都知道一二，我哑口无言了，不知怎么往下解释。
腊月三十下午，妹夫又接连打了几个电话，要我无论如何去家里一趟，我说在电话里说不行吗？可倔强的妹夫执意要我过去，无奈我驱车几十公里来到老家，家里来了好多人，凝重的气氛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妹夫说，奶奶最喜欢这个孙子，有一次宁子吃山楂片吐了出来，奶奶误认为吐血了，吓得昏死了过去。妹夫没完没了地说着伤心事，我频频点头表示理解，当问起有何急事时，他的问话让我心痛起来。
“听说凶手的家人很有钱，已经到处活动了，咱给警察送点钱行吗？别让他们在中间做手脚呀。”说这话时，妹夫的嘴角在颤动，手也不停地打哆嗦。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抱怨说：“你是受害者，这时候你要协助民警搜集证据，怎么总想邪门歪道呢？”妹夫见我不买账，有些着急了：“受害者怎么了，没钱不照样白死吗？你看那些有钱人犯了大罪，不都没判死刑吗？”妹夫一口气又列举了几个相关案例，更令人心酸的是妹夫的“歪理邪说”竟得到了大多数乡亲的认可，有几个近亲属当场表示愿意出钱给警察，那一刻我的心像挂上一个十几斤重的秤砣，整个身子都直不起来。我第二次沉默了。
正月初二回老家拜年，妹夫一大早就等我们了，看着他那灰暗的脸色和布满血色的眼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放心吧，别总琢磨送礼的事，那不是个正道，相信法律会公正的。案情涉及的人多，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可无论怎么解释，他一点都听不进去，他脑子里已形成了一个怪圈，总认为只要花钱就能解决问题。我最后有些不高兴了：“你是个榆木脑袋呀！怎么就不开窍呢？那照你这么说，有钱就可以随便杀人了？那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妹夫也和我吵了起来：“你看报纸上刊登的好多杀人抢劫的，开始不都没判死刑吗？有的进去两年就出来了，有的连进去都没进去，那你说这公平吗？”妹夫列举的都是报纸上有影响的案例，按庄稼人的土语就是“眼里插棒槌，十足的眼硬”，我愤愤地说：“那最后不也都杀了吗！”“那是激起民愤了，若不然挨坑的不还是老百姓吗？如判得不公，我就豁出命为儿子报仇，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妹夫的眼睛瞪得血红血红的，有些失去理智了。其实他就是嫌我不理解他，好像我随他去贿赂执法人员才是正确的做法，我欲言又止，第三次无言以对。
接连几天，天天都接到妹夫的电话，无非就是让我给办案人送礼，而且每次都是哭诉夹杂着愤怒，像是在祈求、期盼、渴望着什么。妹妹家一贫如洗，失去儿子的痛楚可以理解，可妹夫的思维方式和问话让我心痛不止。一个憨厚老实的农民，在受到不法侵害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寻求法律的保护，而是贿赂办案人员，形成这样的想法，我想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或许是生活中的耳闻目睹，内心积存已久而形成的一种怪思维，也许是周围大气候不洁净所致，极个别司法腐败现象使百姓对法律失去了信任。虽然妹夫仅仅是一个个例，但是也折射出农民某些不正常的心理状态，那就是对法律、对执法者，甚至对社会阴暗面的无奈和失望。
几天后接到消息，参与打人的那12个人，已经抓到了11个，速度还是蛮快的，我急忙给妹夫打了电话，可是妹夫的回应很冷淡，我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滋味，他是不是心里还有很多疑虑，是不是怕那些腐败行为在自己身上重演？还有很多问号难以猜透，我祈祷上苍，给死人一个公正、活人一个安慰、社会一个和谐吧！我相信法律会做到的，一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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