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人大常委会针对监督弱化问题出台了一项新规定。这项新规定要求，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即可以向常委会书面提出对市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另外，若质询案在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出质询案的组成人员可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人民日报》4月12日）。
　　这则消息读来令人欣慰，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想提但还没提的敏感问题，即人大常委会在监督方面要多敲“质询”之钟。
我们知道：质询是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本级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严重不满或发现这些机关有失职行为而提出质问，并要求其改正的行为。质询权是人大专有的一种刚性监督手段。对此，我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均对人大的质询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法律早有规定，但至今，各地人大真正启动质询的，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既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人大自身的原因。加上少有先例可循，比如，有的地方人大重配合、轻制约，怕这怕那，干脆弃质询权而不用等等。我们说，如果把人大运用各种监督手段比作是弹钢琴的话，不弹“质询”的这一个重要的音符，监督的乐曲就显得不够完整，不够和谐，也不够响亮。这次，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向‘一府两院’提出质询案”等项规定，首要意义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对质询程序作出更加具体直观、便于操作的规范，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值得充分肯定。
　　启动质询程序并不意味着动辄挥起质询大棒。它的运用应当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当行政和司法行为可能引发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如涉及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农民负担等方面，公民个人势单力薄，及时启动质询程序，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使违规行为在人大的框架内以合法的方式及时得到纠正，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质询不可或缺。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中存在着的一般问题或影响不大的问题，能用其他监督手段解决的照样可用其他监督手段解决。总的来说，在监督弱化的情况下，启动质询程序，给有关部门及时敲响警钟，预防行政和司法行为“越界”，做到监督的关口前移，做到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有机结合，对进一步完善监督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可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对于质询程序的新规定，适应于人大监督工作的现实需要，搭建了人大监督的新平台。其作用不可小觑。希望各地各级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提高认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创新精神，在加大监督力度上多做文章；在增强监督实效上多下功夫，充分运用包括“质询”在内的各种监督形式，把监督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