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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任务。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要适应形势的要求，不断刷新立法理念。
一、在立法宗旨上，由重权力轻权利向保护权利发展权利转变
法律神圣的源泉在于法律规定的内容——权利神圣。法制现代化一项重要指标应是人文精神的彰显与培育，人文关怀的铸就与崇尚，人文关怀的尺度是法制现代化的尺度。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这一宪法精神必将对立法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人权是在具体法律中体现出来的，具体到立法实践活动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人本位是法律的价值取向，保障各项权力对人民的忠诚是立法的使命。
要实现这一观念的改变，首先要由法律工具主义向发展权利转变。法律工具主义是把法律视为强化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工具，把立法看作加强行政管理的手段。法律工具主义在立法中表现为，重视政府管理，忽视公民权利，法律的价值取向没有摆脱政府本位、官本位的影子，人本位的思想没有占据法律、法规创制的高地。如在立法中要限制权力发展权利。立法机关在设计立法项目时要加速制定保护公民，保护弱势群体权利方面的法律、法规，把他们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仅如此，还要设置权利对权力监督的法律制度。公权的所有权属于人民，公权的行使权由人民赋予，人民应以权力所有者的身份时刻关注、约束、监督公权行使者的行为，确保行使者不敢怠用权力、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利监督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在于符合我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
其次，要由重权力轻权利向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转变。对权力限制，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反腐倡廉的需要。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从政治学讲，意味着政府的职能从权威性管理转换为义务性服务。从法律上讲，政府管理经济不再依赖权力者的意志，而是遵循公民的意愿。宏观调控的地位决定立法时，应确保宏观调控法为限权法。从内容讲，一是对宏观调控权力范围作出明确规范和限定。二是明确宏观调控主体应对调控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三是设计宏观调控程序制度，把权力纳入法律、法规的轨道。如果程序缺失，就难以限制权力。公权不受控制意味着失灵和失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超越规则替代市场“看不见的手”，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就会发生功能性紊乱。公权摆脱监督就会“公权私有”、“公权滥用”，腐败现象就难以遏制。法律、法规的创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力，又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并对其怠用权力、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设置惩戒条款。对权力侵害权利的行为不仅要给予行政处罚，而且需要进行精神和物质赔偿的，要进行赔偿。
二、在立法时机上，由经验立法向超前立法转变。
在立法时机选择上，传统的立法思维是经验立法。经验立法思维是一种片面的立法观，把法律简单的看成是客观的反映，忽视人们对规律的预见性和普遍规律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超前性。
立法时机的选择，应从实际出发，只要现实提出了立法的客观要求，就应及时创制。不能把法律、法规机械地看成是现实的写照和确认。有些规律不必都亲身实践，可以通过学习、借鉴、移植他人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有益的，而又适用于自己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在创制内容上，要大胆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又适合自己的做法，有的甚至可以移植。博众人之彩，纳百家之长，才能提升法律、法规质量，体现时代精神。特别是“入世”后，法律、法规不仅是一国意志的表达，而且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立法要树立世界意识，与国际接轨。
经验立法的弊端之一是导致立法滞后于实践，不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及改革开放的需要。一事当前，应树立“先立规矩后办事”的立法理念。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超前功能，法律、法规将变成一条僵硬的绳索，束缚社会，窒息社会。正因为法律、法规具有导向性、促进性，才能变革旧的东西，法律、法规才会鲜活，才对人类文明具有永恒的魅力。
三、在立法渠道上，由部门立法向项目立法转变
部门立法，是指涉及某个部门的法律、法规由该部门起草。项目立法，是把立法项目交由最佳起草人起草，可委托人大有关委员会或下级人大常委会、大专院校、专家起草，也可进行立法项目招标起草。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由部门起草的法律、法规草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难以克服部门保护主义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门立法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把本不属于自己的职权也自赋己有，造成“政出多门，相互打架”。为了克服部门立法的弊病，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渠道应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由部门立法向项目立法转变。在创制过程中，要把法规创制活动从狭小的天地解放出来。拓宽民主渠道，提高民意含量，以民主精神落实立法民主。因此，《立法法》第一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这表明我们在立法中要拓宽民主渠道，敞开立法大门，使立法创制过程公开。创制过程公开有三条途径，即立法计划公开、立法草案公开、立法审议公开。立法计划公开、有利于立法起草渠道的拓宽。立法草案公开，为公民和社会组织直接参与构筑平台。立法审议公开，有针对性地召开立法听证会，征求法律专家、特定关系人的意见，使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群体的意见能够全面反映到法律、法规草案中来。
四、在立法技术上，由粗放立法向细腻立法转变
在法律、法规的条款设计上，是粗放一点好，还是细腻一点好，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粗放立法的表现，内容空泛，概念模糊，自由裁量大。粗放立法，一是增加了内容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无论对执法者还是守法者，粗疏的条文使他们感到模棱两可，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无所适从，失去用法律解决问题的信心，并极有可能为个别人曲解法律、徇私枉法留下空间。二是降低了法律地位。由于法律、法规条文粗放授权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因操作性不强，政府自行制定办法，这样等于把人大的立法解释权移交给了政府。如果政府的实施细则、办法背离立法原意，还将危及到法制统一。三是造成人大的法律、法规旁落。政府不制定实施细则，人大的法律、法规因可操作性差，执行不了；政府制定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强，人大的法律、法规便无人问津。粗放立法不是科学的立法观，直接影响着法律、法规的质量，尽而影响到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可行性。
法律规则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明确性。法制规则明确与否标志着立法技术的高低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精确和细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法制建设亟待加强，立法步伐需要加快，不过分拘泥立法细节，有它的历史原因。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见倪端、立法经验日益丰富，法学理论日渐成熟的情况下，立法工作不仅注重速度，更要注重质量，适时地由粗放立法向细腻立法转变，着力于对法律、法规精雕细刻，使法律真正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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