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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屡屡出现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市场欺诈等公益侵害事件，并有治而不止，严重破坏了正常经济运行秩序与社会和谐，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还在于地方经济社会法治滞后，法治环境不优，和谐社会构建的法律保障功能不健全。专家指出，法贵于行。当前，迫切需要提升法治效率，加快地方经济法治环境建设，提供社会和谐的法律保障。
一、消除公益用法阻碍，大力支持公民依法维权
在一些地方，当发生公益侵害事件时，民众用法往往受到来自“官方”的阻碍。前些年，四川省资阳市发生严重的沱江污染事件，造成沿江群众与渔民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亿多元。然而，为了防止受害者通过用法，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诉讼，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就此专门发出红头文件，禁止律师代理沱江污染事件中的民事诉讼，阻止群众用法维权。无独有偶，苏北某县一家企业严重侵占职工利益，引起职工集体上访。在这过程中，一些职工想到用法维护自身利益，便请律师代理，准备提起法律诉讼。然而，此事被县里领导人知道后，更派司法部门和公安部门的人员，找相关律师进行“谈话”，阻止律师参与群众用法。类似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公益违法事件的发生，与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与管理不到位不无联系。因此，当事件发生后，往往地方不是用法律的方法和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阻止群众用法，使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后无法得到合理足额赔偿，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这说明，加强地方法治与提升公益法律效率，首先应加强行政法治，解决行政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与行政违法问题。同时，要下功夫治理和消除用法阻碍。地方党政纪检监察、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检察等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加大对行政违法与阻碍群众用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大力倡导和支持群众用法，推进和谐社会法制建设。
二、改变“法律钝齿”现象，强化法律自身的刚性
在地方法律维权，特别是在运用法律进行公益侵权事件维权中，法律往往表现缺乏应有的刚性特征。曾被列为全国环保违法典型的福建省屏南县联营化工厂污染事件，尽管受到国家环保部门的严厉批评，但在诉诸法律过程中，最终并未能给受害者提供有力的权益保障。据报道，这一案件被当地法院一审拖了将近两年半时间才判决，1721名受害者平均每人得到的损害赔偿只有145元。四川资阳沱江污染事件，相关责任企业最终仅向渔民赔偿1170万元，与污染造成的2亿元经济损失相比相差甚远。同时，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国家环保部门对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责任企业的处罚，最高限制为100万元，这与违法排污企业的直接收益比是微不足道的。
公益违法事件中的“法律钝齿”，使得法律在与违法行为较量中，显现出软弱与无奈。法律制裁畸轻，罪罚严重不当较为普遍。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源于制度和源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但法律本身缺陷和执法不严是更加直接的原因。目前，我国一些法律还不完善，难以加大对公益违法的处罚力度。一些地方对公正用法存在来自多方面的干扰，加剧了“法律钝齿”现象发生。加强地方法制建设，必须加大对违法事件的惩治力度。美国是较完善的经济法制国家，但在企业发展中，也会经常出现违法等行为。对此，美国政府和执法部门不断加大环境违法事件的处罚力度，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只要违法，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美国杜邦公司在美西弗吉利亚和俄亥俄两个州生产特氟隆产品已有50多年。近年中，当地居民怀疑杜邦在生产特氟隆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全氟辛酸氨，会造成空气、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可能含有致癌物质与影响生育。不久前，美国环保等部门便将杜邦公司推上了法庭。法院判决，杜邦公司支付500万美元的相关科研经费，专门用于对全氟辛酸氨是否致病的研究；并赔偿居民体检费、相关医疗费、环境清理费等3.43亿美元。同时，美国环保署对杜邦公司自产生环境污染以来，每天处以2.58-2.75万美元的巨额罚款，累计处罚超过3亿美元，这项处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环保罚款。由此来看，唯有增强法律的刚性，使法律的“牙齿”锋利起来，才能有效制约违法者的逐利与贪婪行为，让侵权者产生痛感，汲取教训。
三、防止法律底线“失守”，增加群众用法吸引力
近年来，我国地方小矿山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而在事故发生时，许多受害者及其家人并不走法律维权的道路，更多的是选择“私了”。一些矿主甚至与矿工签订“生死合同”，致使发生矿难时受害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败德矿主由此违法的胆子越来越大，在发生事故时常常采取隐瞒真实情况与死亡人数等手段，逃避法律责任。重庆拆迁“最牛钉子户”，不服从拆迁坚守自己房屋两年多，以此维护自身权益，当问及为什么不走法律维权的路子时，户主杨武先生回答直截了当，他认为在官与民的法律对恃中，法并不能帮助自己。在一些地方，还常常出现“打赢了官司赔了钱”的情况。四川有位消费者花了4000多元定购了一套家具产品，发现存在质量问题，要求退货却遭到拒绝。于是，这位消费者找消协、诉诸法院。先后用了两年多时间，最终法院判决厂方赔偿400元。对此，这位消费者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用法维权呢！
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存在法律底线失守现象，一些群众失去用法维权的信心和积极性。在一些地方出现公益侵害事件时，受害群众往往走集体上访等聚众维权路子，找政府多于找法律。对此现象，基层法律界人士认为，防止法律底线“失守”，需要在方便群众用法上下功夫，增加群众用法的吸引力。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社会就存在“去法”理念和厌讼情绪。近年来，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与法律的普及，人们用法维权理念有所增加。但由于在一些地方法律效率不高，法律维权带来的效果不明显，使得许多群众放弃用法。对此，专家认为，应当改进法律诉讼制度，扫除起诉障碍，增加法律向弱势一方倾斜度，使胜诉者能够充分获得实际利益，调动用法积极性。例如，将诉讼中的律师费、技术鉴定费等改由败诉方承担，下调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等，给受害者以用法的实际“甜头”。同时，还应增加惩罚性赔偿条款。美国最为典型的斯考特兄弟燃放烟花炸伤眼事故赔偿案，其法定代理人父母提出600万美元的诉讼赔偿要求，其中100万为人身伤害赔偿，500万为惩罚性赔偿，最终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我国仅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引入“双倍赔偿”条款，实践证明，这是远远不够的。
四、降低用法成本，提高法律运用时效性
时下，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遵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然而，由于在运用法律过程中，实际存在着“用法成本”过高、耗费时间过长等的现象，使得人们在发生侵权后往往选择了放弃用法。近年中，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社会问题，甚至于温家宝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然而，在这之中却很少有人用法维权，原因就在于用法成本过高，以及法律维权的艰辛。浙江一位农民包工头，带领82个当地农民到辽宁葫芦岛市承建炸石等建设工程，发包方拖欠工程款170多万元，使这些农民工干了一年多空手而归。在法院判决胜诉，多年仍拿不到一分钱的情况下，这位包工头靠自己继续打工挣钱，一点点地归还所欠82个农民工的工资。他的事迹被媒体披露后，被评为2006辽宁省十佳年度感动人物。而从法的层面看，显现出的却是法律的无力与苍白。前不久，到江苏大丰市一家民营企业打工的山东汉子赵希顺兄弟俩，为讨要拖欠的打工工资与资方矛盾激化，赵氏兄弟对用法维权失去信心，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结果，发生将老板一家四口人杀害的血案。
许多人在权益受到侵占时，不愿依法加以保护，究其原因，不懂法、不会用法固然有之，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考虑用法成本与法律时效问题。应当承认，用法需必要的“成本”支付，办案也必须要走相关程序和耗用一定的时间等。但是，有关执法部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用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确保司法公正，惩治司法腐败等，都是降低“用法成本”和提高法律时效的重要方面。同时，增加对精神与经济赔偿的数额等，也有降低“用法成本”的实际效果。只要用法成本与用法效益成正比，公民用法维护自身 权益的行为就会不断增多。
五、提供法律帮助，拓宽法律服务渠道
法律服务直接关系到便民用法。时下，有许多地方群众用法受条件限制，盼望相关方面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与帮助。一项对乡镇的调查显示，当前基层在法律制度建设、具体法律知识与用法渠道、法律服务机构设置、法律援助与领导者法律素质等九大方面存在不足，需要加强法律服务。在农村，懂得法律知识的基层干部不多，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律人才更是少见。许多乡镇没有专门的法律服务所，农村撤组并村后，原来负责法律和民事调解的村干部被精简，农村法律服务处于组织空白状态。一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想用法时常常被“钱”所限制，无钱去打“官司”。不少地处山区或边远农村的群众，法律信息闭塞，用法渠道不畅。在许多民营企业中，没有专门的法律工作人员。一些企业虽聘用法律工作者，但其主要任务是为老板服务，而企业中的职工维权组织及其服务体系建立都还是空白。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已经开展了法律援助活动，这对于方便困难群体用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一援助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不能满足便民用法的社会需求。事实上，拓宽法律服务渠道的空间很大。湖北某县的工商管理部门提出，对于农民的投诉一时处理有困难的，由工商部门实施先行赔付制，将法律维权服务送到了农民身边。北京市门头沟区司法部门，在边远地区建立了电子立案系统，使诉讼立案不必跑到县城，方便了群众打“官司”。专家认为，对于环境污染等公益违法行为的法律帮助，应当鼓励与奖掖民间环保组织、其它社会团体等代表诉讼，扩大政府和律师机构无偿法律援助范围，建立政府财政拨款、专项税费和罚没资金、民间企业赞助等资金来源的公益损害诉讼赔偿制度，以保障公益侵害中的民事索赔权等。
六、走出法律“白条”与“用法无门”的尴尬，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
“执行难”与法律“白条”现象，已是影响地方法律效率的突出问题。据报载，湖南省岳阳市一位民营企业的采购员，为讨回法院判决书中胜诉的11万元资金，先后10年跑省51趟、进京17次，要求地方法院依法执行，得到中纪委、最高法院等部门的督办批文40多件。然而，却始终没有结果。无奈之下，这位采购员将法院的判决书折价临街拍卖。同时，公民在遭遇公益侵害时还存在“用法无门”的法律尴尬。2005年底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造成数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对沿江1000多公里流域内的1000多万户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而对此却最终没有看到法律保障的踪影。前些年发生的红光实业公司股票欺诈案，上海11位投资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因红光公司财务虚假所造成的损失。然而，历经四年一直未被法院受理。
无论是法律“白条”还是“用法无门”，都有损于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从法律“白条”演绎到拍卖“判决书”的背后，反映出法院“执行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其中有社会法律信用失缺等因素，更有行政干预和执法徇私与不作为等问题。提高法律尊严与权威，应从领导者与执法者自身做起，领导者和执法者首先应成为遵法守法者，坚决摒弃权大于法行为，从严执法，提高法律效益与效率，推动全社会法律信用建设。同时，重视法律完善与机制改革，确立司法免受行政干扰的主体位置，保证司法公正。从而，不断优化地方法治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便民用法的广泛渠道和法律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