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8月以来，河南省驻马店、商丘、信阳等市的市委书记自发承包执行难案件，结果发现一个电话比法院出动几十号警力都管用，多年讨不回的款都要回来了，书记“包案”不见了“执行难”。(见《羊城晚报》2007年9月22日)
　　 读了这则新闻，我感觉书记们承包“执行难”案件的初衷毋庸置疑，对于解决法律上的某些难点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建立在法律弱化、无奈基础之上的好心、好意抑或效率，只能说明，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神圣的法律的权威依然没有确立起来，和权力相比，依然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我们常说，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法律之上无权威。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得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可如今，法院的判决成了废纸，法令成了空话，有法不依、有法难依司空见惯，以至到了非得市委书记们用权力干预才能奏效的地步。这岂不和法治社会的要求相差甚远。这岂不是法治的悲哀？
　　 书记“包案”，这个看似非常正面的举动，其实并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培育，也不利于人们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养成。因为在社会治理中，法治不同于人治，法治是以法律为重心的规则之治。法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所在，是制度的常规运作。而常规运作一般均排斥超越制度常态的人，尤其是各级当权者的权威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依法办事”是制度的非人格化运作。忽视制度的常规运作，以“领导重视”来处理常态性的事件，必然导致制度品质和治理品质的恶化。我们试想一下，一个执行不了的案件，法院不是靠法制的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去解决，而是靠市委书记打电话来解决，从案件的本身来讲，解决当然比不解决好，但是此举却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找法院不如找领导，打官司不如上访。再大一点地说，“法治”不如“人治”等等。这样的影响，极不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养成。当事人倘若一味地“剑走偏锋”，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岂不是疲于应付，不堪重负？其职责部门又岂不是无所事事，其自尊心、责任感受到伤害？时下，许多案件本来可以通过基层调解，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来解决，可是当事人却不辞辛苦地选择了上访，选择了找“某某领导人”或“某某领导机关”讨要说法。这种现象迟迟得不到扭转，原因比较复杂，但在当事人的思想观念中，领导人批示、指示的价值高于法律的价值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历来缺少法治的传统，法治的培育非常艰难。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带头维护法治的权威，才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书记“包案”之举，还容易给人“政治上的错觉”。似乎在我们国家，市委书记可以具体办案，可以干预司法上的事情。这显然和党历来坚持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等规定相违背。这样看来，如此的做法还容易授人以柄。
　　 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严格执法，加大执法力度，别的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