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任干部，首先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德才兼备，而不是年龄大小。年龄只是选任干部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然而，在一些地方，“年龄是个宝，德才作参考”，把年龄大小作为选任干部的硬性条件,并以此进行一刀切。笔者认为，凡人才，不管年龄大小，都应视为珍宝。年轻的人才苗子，要早发现、早培养，让他们到基层和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表现不俗、政绩优秀的，要大胆提拔使用。同样，一个被视为人才的干部，即使不再年轻，也应当提拔使用，而且要重用，使其最大限度地释放才能。一些西方国家选任干部也重视年龄，但都不是硬性的，许多人已经六七十岁，甚至早已退休，他们照例起用。
从人的成长规律看，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思维敏捷，为成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年龄增长，人的阅历、经验和智力同样为成功提供了条件。医学研究证明，人的心智在50岁时还正年轻，仍在成长；脑力活动直到60岁才达到巅峰。
其实，年龄小只是年轻的一个方面。一个人的年轻，不仅仅指年龄上的年轻，还包括生理、心理、思想、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年轻。况且人的身体有强弱，寿命有长短。所以，把“年龄杠杠”视为用人的刚性条件，有不妥之处。何况，人的成长过程不同，有人早慧，有人晚熟。
在我国历史上，既有12岁拜相的甘罗，也有78岁为相的姜子牙；美国历史上，有人早慧，19岁就当上了市长，有人晚熟，70岁才当选总统，比如那位演员出身的里根；曾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辛格已76岁了，不久前会晤过美国总统的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都85岁了，如果他能顺利干到任期结束，离任的时候应该是91岁。
当代中国，提出“年轻化”的邓小平同志，也是一位典范。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一年，他已72岁。
1964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年轻化”，他是针对作战部队指挥员年龄偏大的问题提出的。无论对解决军队干部老化问题，还是解决我国解放以来因干部终身制而带来的地方干部老化问题，“年轻化”的提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何政策都有时间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理解“年轻化”，而不能把这一权宜之计当作包医百病的长久之策。这是当前用人问题上的一个误区。
近些年来，以年龄论英雄已成为一种风气，推进“年轻化”的方法也逐渐简单化，简单成了“年龄杠杠”。例如：把提拔县处级领导干部的年龄“杠”定在45岁甚至40岁以下；把提拔地厅级领导干部的年龄“杠”定在50岁甚至45岁以下；有些地方四十七八岁的乡镇长，虽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经验丰富，也不得不退居二线。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很多干部的积极性，怪不得有人这样讽刺：“年轻化”下，只许你少年得志，“一刀切”来，不准我大器晚成。
“年轻化”确实助长了一些干部的短期行为。“年轻化”给不少官员带来了心理压力。有的人为了在规定的“年龄杠杠”前得到提升，不惜弄虚作假，搞浮夸，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甚至跑官买官。最近几年，“贪官年轻化”值得深思。古人说，“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诠释。
“年轻化”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造成对人才的极大浪费。“年轻化”的苛刻条件，导致了大量处于“成熟期”的人才被闲置和浪费。从法律上说，“年轻化”不仅剥夺了一大批干部在相关岗位上的劳动权，而且剥夺了一大批人才在更高层次上的被选举权。
德才兼备，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干部路线的集中体现和核心内容。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应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去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宁夏就曾说过：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官员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官员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官员不能亏待。
年轻化不能作为干部任用的主要标准。我们选任干部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德才兼备”。“年龄杠杠”是一个条件，但它不能代替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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