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安日报》1月19日报道：记者从西安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了解到，《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问责办法》日前开始施行。据悉，以《办法》的形式对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确立“问责制”，这在全国尚属首家。
　　 《办法》规定，“一府两院”所属工作部门负责人及具体办理人员在办理代表建议过程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延误代表建议办理时限的；对代表建议的答复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对代表建议答复后，不按时兑现承诺的；办理代表建议时对代表态度恶劣、有抵触情绪的；办理代表建议不认真、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该进行问责。
　　 这里，我们为这部制度化规范的出台鼓掌叫好！它不仅为人大代表依法行权、履职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也显示着人大工作又一次由一般监督向刚性监督转变。我们知道，人大代表的建议凝聚着代表的心血，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有重大关系。
　　 2005年6月24日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要求意见和建议的承办单位对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必须限期办理，以保证代表意见建议的办理效果，但未明确承办单位应负的责任。近年来，针对代表建议“重答复、轻落实，重承诺、轻兑现，答复了，就完了”的实际问题。许多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及人大代表都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通过改进人民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切实增强了办理实效。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建立了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牵头重点督办、专委会分类重点督办、代表联络室统筹督办３个层次的工作机制；又如，宁夏自治区领导亲自参与议案建议的处理工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出台了重点督办建议实施办法，将重点督办建议的办理情况列入常委会议题，建立督导机制，加大了督办工作力度……问题是，督办、督导的效果毕竟是有限的，有无法回避的局限性。虽说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有极强的决心，对极少数部门而言，一把无刃剑是不会有什么威力的。现实中，不乏这样的现象：对人大代表的建议，有些承办部门就是“不买账”，就算督办督导的力度再大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往往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搪塞，“推卸责任、敷衍代表”。
　　 哲人告诉我们：“道德是靠不住的，良知是靠不住的，惟有常规有效的制度，才是最可靠的铜墙铁壁。”而今，西安市以《办法》的形式对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确立“问责制”，是既往重点督办和督导机制基础上的延伸，是一次更富实质意义的进步。正如西安市人大代表梁瑜霞所言：“问责制度将更好地规范承办单位的办理行为，将代表反映的民意落到实处。”这不仅体现在操作程序上——代表认为办理单位有被问责情形的，可书面提出申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启动问责程序后，将由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和市人大代表组成调查组，开展调查工作。代表被赋予启动问责程序的申请权，也就是主动权在手。预示着可能被问责不仅局限于重点建议。从量上看，与过去的重点建议督办机制相比，显然更加全面。尤其重要的是，根据被问责的情节和社会影响程度，市人大常委会将责令办理单位公开向代表道歉，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对单位或个人进行通报批评。权力机关的公开评价、刚性监督直接影响部门政绩，涉及其切身利益，关系到职务晋升。常识告诉我们：严肃的问责是一剂良药，它能戳到承办部门负责人及具体办理人员的“痛处”，没有谁不当回事的。当然，问责只是手段，目的是警示承办部门清楚办理代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化对人大负责的意识，增强工作责任心，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另外，也是在着力于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人大建设的良好环境。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综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标明确、内容翔实、规范合理、操作性强的《办法》是多么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