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监督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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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京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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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既是一个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新问题。说老，是说人类自从有了政治上的强制力以后，也就产生了对“强制力”进行监督的理论。说新，是说监督对某些国家，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受封建专制长期统治的国家，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
我国的经济犯罪为什么那么多，而西方国家为什么少有听说。对此，有记者曾专访过北大的贺卫方教授。贺教授讲：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我国的贪污受贿犯罪行为那么严重，是因为我们国家官员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而这种权力的运行又缺乏监督。也就是说，我国官员手中权力谋私的空间过大，机会过多。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员则不然，他们没办法贪污受贿，他们没有那个用“一枝笔”就批多少多少钱的权力。他们政治中的议会制度、司法制度、舆论监督，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由此来看，中国官员的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少监督，才是中国官员犯罪多的根本原因。而美国官员手中没有那个权力，而且监督严密，所以，才很少有贪污犯罪。
西方国家官员贪污受贿犯罪行为少，我们国家官员经济犯罪相对较多，在监督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即监督的逻辑起点不同。近代著名学者林语堂说：西方人爱将政府“作坏坯子看待”，而中国人则相反，爱将政府视为“贤能政府”。林语堂说的话有道理。正因为西方人爱将政府“作坏坯子看待”，所以，他们才认为监督是一种必然，不监督才是一种反常。而我们国家爱将政府视为“贤能政府”，所以才会认为对政府的行为看着、督促着，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才会认为监督是一种“找麻烦”。正因为监督的逻辑起点不同，所以，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监督效果。
政治学告诉我们：权力从来就具有独占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权力倾向腐败，是权力的本性。因此，要想使权力不至于像奔腾的河水那样横冲直撞，必须要有足够高和足够坚硬的堤岸。这种堤岸就是监督。监督权力的运行，不是相信谁或不相信谁的问题，也不是跟谁过不去的问题，而是权力运行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选择。对此，我们必须来一个观念上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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