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贞观年间的君臣关系 读“君明则臣直”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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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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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君臣创造的神话，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几个太平盛世之一。
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唐太宗虚心纳谏和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贤臣犯颜直谏的结果，也即是唐太宗君臣同心一诚共同努力的结果。
贞观之治的那段历史给我们的遗产是多方面的，但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唐太宗的君臣关系，和这种君臣关系所蕴含的精神价值。
那么，唐太宗的君臣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具体地讲是三个字：一个是“容”，大度能容的容；二是“诚”，开诚布公的诚；三是“情”，情感的情。
先说“容”。唐太宗的高明之处，还不在于他能征善战，而在于他能团结意见不同的人，特别是能团结曾反对过自己的人。唐太宗的容人之量，不但封建社会的帝王少有，就是拿到现在也难能可贵。大家都知道，魏征原先并不是李世民阵营的人，他先是在瓦岗军首领李密手下做事。李密降唐后，他随李密到了唐都长安投靠了李渊，李渊让他做了太子洗马（一个掌图籍缮写刊辑之事的官）。魏征为了建立功名，也为了报答李渊，主动要求前往山东地区招降瓦岗军归唐，在他有理有据的劝说下，瓦岗军的首领徐茂公（即李世勣）等皆被他招降归唐。正当他完成安抚山东的任务准备回长安向李渊交差之时，却被窦建德生擒活捉。窦建德久闻魏征大名，便任命做了大夏朝的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官）。武德四年（625年）5月，窦建德被秦王李世民活捉，押到长安斩首。在处置了窦建德后，李渊继续让魏征做太子洗马。在此期间，魏征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经常考证历朝历代为政的得失，并把自己的见解告诉太子建成，深得太子的器重。
高祖武德五年（625年）十一月，魏征对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资治通鉴》第13卷第5966页）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这一建议，“请于上，上许之”。遂率军讨伐刘黑闼，魏征也一同前往。这年年底，建成用魏征的攻心战术，大败刘黑闼，斩刘黑闼。
在魏征的辅佐下，东宫的势力迅速增强。同时，李世民三兄弟的明争暗斗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据《资治通鉴》记载，这期间，魏征还曾数度劝李建成早早除掉李世民，以免留下后患。
武德九年六月庚申（626年6月4日），李世民策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李世民被李渊封为太子。诛杀建成、元吉后不久，世民即召魏征责问道：“‘你为何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征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掌印检的官）。”（《资治通鉴》第13卷第6014页）
从以上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魏征可谓是李世民的仇人。在东宫之日，他做过离间世民弟兄的事，而且数度劝太子建成诛杀世民。对于这样一个仇人，李世民非但没有杀，反而以礼待之，并委以重任。倘若世民不是大度能容之人，能做得到么！当然李世民的包容之心即“君使臣以礼”，也换来了魏征的“臣事君以忠”。以后君臣二人演绎的“虚心纳谏”和“犯颜直谏”的佳话，不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坛上最具闪光的一页，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后说“诚”。唐太宗对贞观朝臣的诚，不是出自官场客套，完全出于本真，发自肺腑。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其一，贞观四年（630年），御史大夫萧瑀，和宰相房玄龄、魏征、温彦博同参与朝政。“宰相每有微过，瑀即劾奏之。”太宗嫌萧瑀为人太苛刻，多不用其言，瑀由是怏怏自失，被太宗罢御史大夫，不再参与朝政。贞观九年（635年）十一月，太宗又令时为光禄大夫的萧瑀为特进，复令其参与朝政。这时太宗对萧瑀说了如下一段推心置腹的话：“‘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高祖曾许诺世民为太子，后因朝臣意见不一和内宠掣肘而作罢）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斯人也（指萧瑀），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真社稷之臣也！’因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又谓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过；然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资治通鉴》第13卷第6117页）从这一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太宗对臣属极为诚恳，对臣下的功与过，优点与缺点皆铭记于心，并时时提醒。无论被任用还是被罢黜，都能使人心服口服。
其二，尉迟敬德因功高自傲，不但目中无人，而且还时常打人，被人告以谋反。一次君臣相会之时，太宗对尉迟敬德说了如下一段话：“上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恨邪！’”“上又曾谓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头谢曰：‘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上乃止。”（《资治通鉴》第13卷第6014页）
这一史料亦说明，太宗对出生入死的功臣宿将充满着感激之情，非但不轻易怀疑，而且关心爱护有加，所言所行感情极为真挚，充满着人情味。
唐太宗非常注意吸取历代兴亡尤其是隋朝兴亡的教训。以此为内容对朝臣的许多谈话皆出于内心，朴实无华，可谓至诚之言。
比如，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他为了广泛听取治国理政的意见，对公卿说：“人欲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资治通鉴》第13卷第6040页）
再比如，太宗贞观六年（632年），不少朝臣要求太宗去泰山封禅，以至奏章不断，除魏征等少数几个人提出反对外，众皆随声附和。针对这种情况，太宗除谕以“旧有气疾，恐登增剧，公等勿复言”外，对朝臣说了如下一段话：“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事小，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关龙逄忠谏而死（关龙逄：夏桀时的谏臣，因进谏言被处死），朕每痛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为公辈念关龙逄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资治通鉴》第13卷第6100页）
类似以上的谈话，贯穿于贞观之世。唐代史学家吴競把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的言行编进了一本叫《贞观政要》的书，至今读起来仍受启发。
再说“情”。唐太宗深知“君臣一体”的道理。对臣属充满着感情。贞观十七年（643年）春正月，曾是太宗仇人同时又面折廷争给他提了一辈子意见的魏征病重。得知魏征病重，“上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及魏征死，“上命百官九品以下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为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资治通鉴》第13卷第6184页）
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坛上最值得称道的君臣关系。这一君臣关系不仅对封建社会的政坛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唐太宗的“镜论”饱含人生智慧。对人的道德修养乃至治国理政具有多方面的启迪。至今仍不失为做人的座右铭。
太宗不但对魏征如此，对其他朝臣亦如此。房玄龄也是太宗年间的宰相，为贞观盛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夏七月，玄龄病重，太宗“闻其小愈则喜于色；加剧则忧悴”。玄龄临终，仍不忘上表谏太宗东征高丽之事，表中曰：“原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房玄龄子房遗爱娶太宗女高阳公主，太宗看完玄龄的上表对公主说：“彼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玄龄临终，太宗亲临其病榻“握手与谈，悲不自胜”。（《资治通鉴》第13卷第6260页）值得提及的是，太宗送别房玄龄时，亦身染重病，贞观二十三年四月（649年），也就是房玄龄死后的第九个月，太宗亦病逝于位于终南山麓的翠微宫，年53岁。
唐太宗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家。他不是“完人”，但他对臣属的包容、诚恳和友情，不但过去难能可贵，就是现在也有可肯定之处。
唐太宗以他全部的心血和智慧诠释了一个道理，即“君明则臣直，君暗则臣谀”。正如他自己所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资治通鉴》第13卷第6035页）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早在1300多年前就说能出这样的话，能认清“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君是明君，臣才会是贤臣”的道理，而且能从自身做起，约束权力，虚心纳谏。这种以坚定的地面行为作支撑的精神价值极其值得我们开掘、发扬和弘大。
我们说，终贞观一世“敢谏之风”的形成，全在于唐太宗这位明君的倡导和身体力行；我们说，魏征等一批贤相之所以敢“犯颜直谏”，是以唐太宗的大度能容和虚心纳谏为前提的。正是贞观君臣的同心一诚，才造就了“贞观之治”那段斑斓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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