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携子到新加坡读书。他儿子参加了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智力测试,成绩非常好,新加坡教育部允许他的孩子报考新加坡最好的11所中学。 新加坡承认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他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智能高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给一般的学生。反过来,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学习上都达到一个水准。比如,他们中学的外语教学,就和我们的不同,对于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准备了一个“B”级课程,允许他们选修比较低级的内容。这和我们中国完全两样,我们中国不管你是什么资质,一律学难度一样的课程,还要你学好。 新加坡承认精英是需要有天分的,所以,他们不鼓励每个人都做社会精英。在新加坡社会生活得久了,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里人人都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多怨气;相反在中国,似乎总有那么一些人怨气冲天,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本来是可以做大人物的,但是,社会压抑了他,让他没做成。新加坡,他们每年只是选拔很小比例的学生精英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无论是进入政府机关,还是个人创业,都会获得政府的扶持。他们宁可全额资助那些精英出国留学,也全额资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到新加坡留学,但是,却没有提出普及大学教育的口号。新加坡有许多技术学校,智力不够的学生可以进这些学校,学习一门技术,将来做技工。 当然,在新加坡做技术工人,工资比一般白领高,这是重视技术工人、体力劳动的表现。这个在中国要改变。中国的情况是鄙视体力劳动,重视脑力劳动,逼得人人都要读大学,坐办公室,那么最后谁去田野和工厂呢? 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理想教育可能过了头。我曾经在上海一个小学听课,那堂课上,老师要学生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想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没有一个想做工人和农民的。事实是,无论是我们的学校还是家长,我们都要求孩子无一例外地去设立那些高不可攀的理想。 我们承认人在体力上有差别,却不愿意承认人在智力上也有差别,实际上是害了那些学生:他们付出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勤苦,得到的却是学习、工作跟不上的苦恼以及因为自己不成功而衍生的怨天怨地的愤恨。 我有一个朋友,他鼓励他的女儿将来要到美国留学,做杨澜那样的人,仿佛只有做了杨澜才叫成功。但是,依我看,他的女儿只不过是中等资质,做到杨澜那样的成就,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是,恐怕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体力和心智代价。 再谈谈我在马六甲旅游时的一点儿感受。马六甲旅游,最有趣的是坐人力三轮车。车夫们穿得干净而体面,见到游客过去,都热情地站起来招呼,但是,并不显得过分热情。晚上7点多,各种店铺关门。当地人不愿意让生意影响生活,店铺们静静地立在那里,不会因为你的到来或离去而改变。他们不迎合你,也不拒绝你。 马六甲的三轮车先生似乎也是如此,他陪你一天,在马六甲的大街小巷里走,是很有耐心的。有时候你就在一家酒吧里坐了,看里面的雕塑和绘画,竟然忘了时间,他也不催你,远远地在街头站着,直到你再次上车。如果你放心他,他就会给你安排一切,那个线路一定是非常经济、非常地道的。你吃饭的时候,他就悄悄地退到你不曾注意的地方去了,等你吃好了,他又出现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新加坡和马来的的士、三轮车司机,能安贫乐道,怡然自得地生活,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观念——不占有,不嫉妒,整个社会有一种气氛,一是保护和尊重体力劳动,二是尊重那种安贫乐道的平凡生活。
(摘自2014年第23期《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