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携子到新加坡读书。他儿子参加了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智力测试，成绩非常好，新加坡教育部允许他的孩子报考新加坡最好的11所中学。
　　新加坡承认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他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智能高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给一般的学生。反过来，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学习上都达到一个水准。比如，他们中学的外语教学，就和我们的不同，对于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准备了一个“B”级课程，允许他们选修比较低级的内容。这和我们中国完全两样，我们中国不管你是什么资质，一律学难度一样的课程，还要你学好。
　　新加坡承认精英是需要有天分的，所以，他们不鼓励每个人都做社会精英。在新加坡社会生活得久了，有个很明显的感觉，这里人人都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多怨气；相反在中国，似乎总有那么一些人怨气冲天，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本来是可以做大人物的，但是，社会压抑了他，让他没做成。新加坡，他们每年只是选拔很小比例的学生精英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无论是进入政府机关，还是个人创业，都会获得政府的扶持。他们宁可全额资助那些精英出国留学，也全额资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到新加坡留学，但是，却没有提出普及大学教育的口号。新加坡有许多技术学校，智力不够的学生可以进这些学校，学习一门技术，将来做技工。
　　当然，在新加坡做技术工人，工资比一般白领高，这是重视技术工人、体力劳动的表现。这个在中国要改变。中国的情况是鄙视体力劳动，重视脑力劳动，逼得人人都要读大学，坐办公室，那么最后谁去田野和工厂呢？
　　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理想教育可能过了头。我曾经在上海一个小学听课，那堂课上，老师要学生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想做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没有一个想做工人和农民的。事实是，无论是我们的学校还是家长，我们都要求孩子无一例外地去设立那些高不可攀的理想。
　　我们承认人在体力上有差别，却不愿意承认人在智力上也有差别，实际上是害了那些学生：他们付出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勤苦，得到的却是学习、工作跟不上的苦恼以及因为自己不成功而衍生的怨天怨地的愤恨。
　　我有一个朋友，他鼓励他的女儿将来要到美国留学，做杨澜那样的人，仿佛只有做了杨澜才叫成功。但是，依我看，他的女儿只不过是中等资质，做到杨澜那样的成就，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是，恐怕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体力和心智代价。
　　再谈谈我在马六甲旅游时的一点儿感受。马六甲旅游，最有趣的是坐人力三轮车。车夫们穿得干净而体面，见到游客过去，都热情地站起来招呼，但是，并不显得过分热情。晚上７点多，各种店铺关门。当地人不愿意让生意影响生活，店铺们静静地立在那里，不会因为你的到来或离去而改变。他们不迎合你，也不拒绝你。
　　马六甲的三轮车先生似乎也是如此，他陪你一天，在马六甲的大街小巷里走，是很有耐心的。有时候你就在一家酒吧里坐了，看里面的雕塑和绘画，竟然忘了时间，他也不催你，远远地在街头站着，直到你再次上车。如果你放心他，他就会给你安排一切，那个线路一定是非常经济、非常地道的。你吃饭的时候，他就悄悄地退到你不曾注意的地方去了，等你吃好了，他又出现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新加坡和马来的的士、三轮车司机，能安贫乐道，怡然自得地生活，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观念——不占有，不嫉妒，整个社会有一种气氛，一是保护和尊重体力劳动，二是尊重那种安贫乐道的平凡生活。

 
（摘自2014年第23期《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