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拷问“辞官之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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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水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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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现在，在许多国家的官员“把辞职作为一种担当、一种负责任”已然成为制度、形成风尚的情况下，我仍没发现我国的官员在这方面有什么新进步。我国的官员辞官之难，非但他国少有，甚至和我们自己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相比也相形见绌。
稍微懂点中国历史的人都可能发现，我国的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官员为官常常是“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资治通鉴》语）。孔子的九世孙子顺，都当上魏国的宰相了，因提的意见没被魏王采纳，辞去宰相就回家抱孙子去了。淮阴侯韩信，也是先到了项羽那里，向项羽提了许多好的建议，不被采用，于是逃到了刘邦那里，刘邦给了他个管粮秣的小官，也没重用他，他又要走，要不是萧何死皮赖脸去追，他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像韩信这样的“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官，在先秦到汉初可谓比比皆是。那时人们的“官念”似乎很有些淡漠，当官的目的很单纯，所追求的颇有点像今人常说的“实现自身价值”的味道。当然，他们的辞官还说不上是自觉的，更说不上是制度化的。但无论怎样，人们没有“留恋官位”一说。
反观现在的官场，君不见，人都犯了错误，甚至出了几十条人命的大事故，只要不是组织的意见，也没见谁主动提出辞职，以表示承担责任。
官场，何以如此？细想之，问题还不全在官员本身，其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首先是我国的官本位文化过于发达。官本位的提法始于唐，来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止取今日官爵高下”的御旨。即今日只按一个人的官位高低来评判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从“门第本位”到“官本位”，自然有他的进步性，毕竟，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只由出身决定，那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而以官职为本位呢？则可以为许许多多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开启一扇方便之门。但唐太宗怎么也不会想到，“官本位”这个词，从他口中说出后，历经千年，竟演变成了中国文化传统最糟糕的遗产之一，成了异化中国人思想的最大桎梏。以至到现在，人们对官位仍有着根深蒂固的贪恋情结。以“官位”论英雄，把官职的大小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氛围下，辞官，不但本人需要勇气，社会也另眼看，甚至连家人也会想不通。第二是官位、级别成了一位官员享受何种待遇的唯一考量。在当今的官场，住房看官位、坐车看官位、看病看官位、就连开个会也得看官位，官位高的伙食标准也不一样。总之，官位成了一切的一切。正因如此，官场也就显得异乎寻常的浮躁。每到调官之时，有跑的，有要的，有哭的，有闹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们说，“官位崇拜”热度不减，既和传统的管本位文化的影响有关，也和现有体制过度一味强化官位有关。第三，集体领导、集体负责的体制容易造成权责不清。即大家都负责，大家又往往都不负责。也就是说，出了问题，板子很难打到某个人的屁股上。这也是一个原因。
这样说来，我们建设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解决干部队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的痼疾，必须改革现行的选人用人体制以及领导体制。改革当然不是改旗易帜，改革是为了破除僵化保守。总的考虑我以为改革应有利于官场降温而不是增温，有利于廉洁、精干、高效而不是贪腐、臃肿、疲沓。这些当然都是专家们研究的事了。 |
| 责编：白玲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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