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场称呼那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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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绍义 |
自古以来，官场称呼都是叫高不叫低，叫大不叫小，不管怎样，都是为了叫者安心，听者顺心。有些时期滥到一定程度时，不但不少有识之士看不上眼，觉得别扭了，就是皇上也觉得乱了规矩，不成体统了，不得不颁布一些中央级别的文件，来制止这些夸大其词的官场乱称。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宋真宗时，因为“内外官称多过其资品”，不得不特地发了一个《重定内外官称呼》的中央文件，对那些胡乱称呼官职的人员“严行告谕，俾其遵守，违者论如违律”。可见宋真宗对那些乱称官职者的憎恶程度了。
除了这些副职称正职，次官称长官，低品称高品以及小吏互称押司，军将互称太尉的“过称”外，社会上还有一种僭称，就是许多官称泛滥到了民间，如医生叫大夫、叫郎中，剃头修脚叫待诏，茶馆跑堂叫博士，卜卦看相叫衙推，各行工匠叫司务等等。这些称呼据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盖起于宋时”。可见当时宋真宗下发文件的必要性了。可不是嘛，《水浒传》里的农村民办教师吴用，不就是被大家称为“吴教授”了吗？教授是什么，教授可是当时州县教育局长的官职呀。
正是这种泛滥成灾的僭称，让明太祖朱元璋也不得不下发文件加以整饬。《明实录》里说，“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这些称呼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那些听到这些过称、僭称或者谀称的人心安理得，不以为然，甚至会乐哉悠哉，非常舒服。
据李日华《官制备考》上说，明代也是谀称泛滥的时代，芝麻绿豆的七品小官，非得往大里喊不可，行人司司正叫大天使，中书科舍人叫大中翰，巡按御史叫大马台，甚至从九品的府学教授州学正，亦得尊称大外翰。“大”字叫多了、贬值了，就往“太”上叫，吏部尚书叫太师，翰林庶吉叫太史，知县叫太爷，知府叫太尊，正像余庭壁在《事物异名》中说的一样，县令称县尊了，乡司循此格式称邑尊，再往下，“里长”，也就“称之里尊”了。
说起大人，清代还有两个笑话，《清代述异》里说，嘉庆时，福州军工厂战船竣工时，恭请闽浙总督汪志伊亲自来厂验收。汪总督性格严厉，军工厂的陈督办又不擅辞令，盐道麟祥怕他应对出错，特地为他找了个能说会道的部下达泰接待汪总督。等到汪总督登船检验时，随身陪同的达泰一口一个“大人”地不离左右，“总督色甚和，盐道心亦甚喜”。没想到在存贮淡水的水井前，弄出了个尴尬事。总督笑着说：“井甚深，小人跌下怕会淹死。”达泰随口回答：“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听到这里，在场的人无不偷偷发笑，再看看总督，果然“色庄而去”。事后麟祥把达泰召进官廨，一顿通责：“好好一篇文章，被汝闹坏！”
另一个笑话在清人朱翊清撰写的《埋忧集》中。广东巡抚接见到省候缺的下属时，有一个原籍广西的捐班知县想与巡抚套近乎，一句一个“大人”地没话找话，出于礼貌，巡抚也不得不敷衍他，随口问他“贵乡风土如何？”他说“敝处只是山中多玃猴”。巡抚问：“玃猴大小几何？”他又答道：“回大人话，小者不过巴儿模样，大者却似大人一般。”没想到这位巡抚也缺少涵养，当场变色而起，说他不配做官，“即日令其告病回籍”，不再起用。又是一场“谀称”惹的祸。
记得清人梁章钜在礼部任官时，曾写过一部介绍该部典章故实的《南省公余录》，书中说，凡初进礼部供职者，都发给一册专载本机关规章礼仪的《春曹仪式》，要求人人遵守，“有不如约者，众相正之”。
《春曹仪式》内容丰富，有一款专讲公务交往时怎样称呼的。比如，对大学士、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要自称官职；对其他各部正职和吏部左右侍郎（副部长），要自称晚生。同僚之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互称老长官、长官，或称字号，也可称兄，但不许称老先生以及什么翁什么老之类。这些都说明，历朝历代，虽然称呼有不同，但对官场的称谓，都是非常讲究的，就像我们现在称“同志”一样，都是不能乱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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