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教天下，必先治家” |
| ——古代官员严于治家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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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水寒 |
“治国必先治家，正人需先正己”。对于这一点，不独现在，就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古代官员也不乏佼佼者。
一、不给子女留财富而留精神的官员
唐代开元年间的宰相卢怀慎和姚崇同为玄宗朝的宰相。论能力，卢怀慎不如姚崇，但论谦虚和质朴，卢怀慎又过于姚崇。二人同心一诚，为“开元之治”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卢怀慎除善于和人共事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子女要求严。人们都知道，封建社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就是说，倘若有一个当官的爸爸，也一定会有一个富得流油的家和一群富得流油的子女。但卢怀慎不是这样，他当官从不给子女留财富。他不但不像朝中其他官员那样在任上给子女“广置田产”，而且连自己的俸禄也不给子女留。他有一个观点是：宰相之门，子女们只要不是无赖之徒，只要能勤俭持家，衣食无忧还是能做到的。用不着给他们留过多的财富，更用不着为他们去“广置田产”。如若他们不争气，留下财富又有何用？与其说是爱他们，还不如说是害他们。基于此考虑，卢怀慎把每月朝廷发的俸禄都“随散亲旧”，以致连妻子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你别说，卢怀慎这样做还真起到了作用。卢怀慎有几个子女，我没查到资料，但我从史籍中查到他有一个名叫卢奕的儿子，不但为大唐争了光，而且也为中华民族争了光。安史之乱爆发时，卢奕在玄宗朝任御史中丞驻守唐东都洛阳。安禄山破洛阳时，河南尹达奚珣怕死投降。河南留守李憕就找到卢奕商量如何办。二人一致表态说：为人臣不忠，为人友不义，不忠不义何以立名于世。我们二人都是朝廷命官，责任在身，国难当头之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二人商量后遂组织抵抗，但众人因惧怕安禄山凶残，怎么也组织不起来。李憕无奈，只得穿着朝服，端坐朝堂，等安禄山来捉拿。卢奕见状，也抱定了一死的决定，先是写信给朝廷让妻子怀揣印信去长安报告情况，然后亦身着朝服端坐朝堂，等安禄山发落。安禄山破洛阳后，即刻执拿李憕、卢奕以及采访使判官蒋清。卢奕临死不屈，列举安禄山数条罪状大骂安禄山逆贼，并对着贼众高喊：“凡为人当知逆顺。我死不失节，夫复何恨！”最后三人均被安禄山杀害。
你知道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兵锋所指，郡县皆望风而降，不及一月，安禄山便打到了洛阳。如果有人要问，这期间有无义士？我的回答是：有。但是凤毛麟角。有名有姓的仅有六人。我把他们一一写在下面：第一个人是常山太守颜杲卿；第二个是平原太守颜真卿（二人为叔伯兄弟）；第三个是荥阳太守崔无诐；第四个是河南留守李憕；第五个应该就是时为御史中丞的卢怀慎之子卢奕。还有一个是和李憕、卢奕一同被害的采访使判官蒋清。
现在，不少人都知道颜真卿是真义士，人们之所以记住了颜真卿的大名，一则在于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和从兄颜杲卿在德州到真定（今正定）一线组织过抵抗；二则大概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大书法家的缘故。其实，要论死得壮烈，卢奕比颜真卿还要壮烈。卢奕是在安禄山破洛阳之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面声讨安禄山而被处死的。颜真卿则是在唐德宗时奉命劝谕叛将李希烈被李希烈处死的。颜真卿之死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30年的事了。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此语多带贬义。我想，我们可以反其意而用之，即有一位贤爸爸，也一定会有一位子承父业的贤儿子。卢奕为国尽忠的风范，我以为一定可以告慰他老爹的在天之灵。
唐代贤相卢怀慎不给子女留财富而留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培养出了一位为国捐躯的儿子。五代后唐李存审不给儿女留财富而留箭头的故事同样为人所称道。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新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存审在幽州（今北京）病故。病重期间，他把诸子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在少年时是提着一把宝剑离开家乡的。四十年间，我官做到将相，这中间出于万死而侥幸得到一生的场合不止一次。光从骨头中取出的箭头就有百余。说完，他把所保存的箭头拿出来给孩子们看并让他们保存。并告诫他们：“你们生于富贵的环境，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你们千万不要忘了你们的父辈是怎么起家的。要知道珍惜现在的日子。”
李存审作为一位历经沙场的功勋老将，临死不是想着给子女们留下官位，留下财富，而是留下象征着不忘本的百余箭头，这精神也确实是很感人的了。
说到对子女教育严，晚清名臣曾国藩也不可不提。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这样教育儿女，境界比给子女聚敛钱财和跑官要官不知高出多少倍。
二、严于律己的官员
封建时代的官员，廉洁不廉洁，大的方面就看两点：一是生前不贪不占；二是死后不讲排场，不厚葬。特别是在是否“厚葬”这个问题上，最能反映一个官员的品行。因为古代社会，科学不发达，迷信盛行，人们普遍认为，死后把人生前享受的全部都带到坟墓中去，可以继续在“阴曹地府”享用。基于此，官员厚葬之风一直难刹，成了一种难以克服的痼疾。同时，厚葬之陋习还催生了另外一个行业的猖獗，即盗墓贼的猖獗。
然而，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生前不这样认为，死时也不这样做。他们崇尚的是薄葬。唐代有位叫卢承庆的官员，博学多才，官曾做到宰相。此人不仅生前廉洁，死后亦实行薄葬。他临终交待儿子说：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识即可，不要过于高大；所用棺材，只要内棺，不要外椁，因为那样太劳民伤财了。碑文只记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用许多漂亮的话在上面。卢承庆临死前说出这样的话，似乎对我们今天革除丧葬陋习仍具有警示作用。
唐代的卢承庆力戒厚葬，五代后周的郭威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好。公元6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重，他把儿子晋王叫到跟前交待说：“我死了以后，应该给我穿纸做的衣服，用瓦棺盛殓遗体，不要麻烦百姓。安葬以后，招募坟地附近的百姓三十户，免除他们的各种徭役，让他们来看坟陵；不要修地下室，不要安排守灵宫人，不要雕刻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一面石碑树在陵墓前面，上面写‘周天子平生崇尚简约，遗嘱使用纸衣、瓦棺’。”郭威这样交待，显然有防他死后有人盗墓的意思。但作为一个皇帝，如此的倡导薄葬，也的确难能可贵。据史料记载，他死后其儿子没有敢违背他的意愿，完全照着去做了。
三、约束家人和“身边人”
封建社会，一人得势，不但全家全族沾光，连奴才也神气。因此，历朝历代，都会发生纨绔子弟、倚势奴仆屡屡祸害老百姓的事件。针对这一问题，明太祖朱元璋曾专门召见徐达等人说：此闻尔等子弟及所畜家僮，有恃势骄姿逾越礼法之事，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朱元璋不但约徐达等功臣勋贵谈，而且还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秋八月下发敕令：“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归乡里。”也就是说，现任官员，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罪的事情，那么该官员必须辞官归家。
朱元璋是位当过和尚且讨饭出身的皇帝，按今天的话讲是“大老粗”。他能注重到官员本身的问题，提出要功臣勋贵严加约束自己的子弟及其家中奴仆，从这方面讲，算是一位很高明的人了。
时光流转到清代，朝廷要求官员对家人及“身边人”的约束似乎更紧更严。在清代的官场，一直流传着一句很有名的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什么意思？“三爷”即“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是也。如用这些“至亲”，他们有可能有恃无恐。清乾、嘉年间，浙江绍兴有位叫汪辉祖的官员在他的一部名曰《学治臆说》的著作专门论及到了为官不可用“三爷”的原因。曰：“内有嘘云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虑。威之所行，权辄附焉；权之所附，威更炽焉。”意思即是说，如果将重要权力交给这“三爷”，他们容易倚仗与官员的关系狐假虎威，胡作非为。或是大胆进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或是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坑害一方。总之，其弊甚矣！
清代官场在约束子女及“身边人”方面不但有诸多行动，似乎已上升到了理论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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