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霾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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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涛 |
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著名喜剧演员鲍勃·霍普来伦敦表演，对“雾都”印象深刻。一次登台，他这样开场：
“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我在这大雾天迷了路……我本想吹个口哨，叫辆出租车，但这雾太大，我连自己的嘴都找不到了。突然，我看见不远处有一点光亮，那光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最后我终于看清了——那是我自己嘴里叼着的烟。”
霍普看到的伦敦雾已经不是最浓的了。就在他刚到伦敦的前几年，黄黑色的雾刚刚在这座城市里毒杀了4000人（后来的研究发现，实际死于1952年那场伦敦浓雾的人数是官方承认数字的3倍），这让英国人终于下决心治霾。
雾霾杀人时，伦敦人刚刚挺过二战中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终于熬来了和平，死亡却没有停止。英国人愤怒了：“我们坚守，我们忍耐，我们拼命，可不是为了过这样的日子！”
后来的事情，人们已耳熟能详。每到雾霾天，大家常会谈起英国议会在1956年通过的那部《清洁空气法》以及伦敦在6年后彻底告别雾霾。
但另一个事实常常被忽略：从伦敦出现雾霾，到英国最终下定决心严法治霾，期间经历了整整150年。
英国人为何花了这么长时间才下定决心？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一句话：动力不足，阻力很大。查找史料，你会发现其中一个因素让人始料未及：伦敦始终有“爱霾者”。
《伦敦雾》的作者、剑桥大学学者克丽丝汀·科顿在查找大量史料后发现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事实——虽然伦敦人不愿承认，但他们曾偷偷为拥有雾霾而骄傲。
如果你采访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人，他们估计不会用“危险”一词来形容那呛人的雾，在他们看来，这雾最多只能算“恼人”。伦敦人会向你吐槽：在雾霾“浓得可以抹到面包上”的日子里，路看不清，衣服总得洗，呼吸也不顺畅。但有趣的是，他们用“豌豆汤”“黑肉汤”这样的英国日常美食名作为伦敦雾的昵称。
这雾就像不列颠岛上不期而至的一场暴雨、一个漫长难熬的冬夜或是英吉利海峡那头一群粗鲁的法国人，确实会让伦敦人心情不好，但没了它，似乎就少了些什么。伦敦人会在心里嘀咕：没有雾的伦敦，还是伦敦吗？
伦敦的工厂主会骄傲地告诉你，这些吐着浓烟的大烟囱，是英国“工业圣坛上的香火”，它们象征着伦敦的繁荣，象征着就业机会。正是在工业革命的末期，雾霾才开始包围伦敦，英帝国也在这烟雾中成为“日不落”。那些拖家带口而来的乡巴佬们抵达伦敦时，这些大烟囱在他们眼里分明就是哈德逊河口矗立的自由女神像。
政客们总在抱怨，说伦敦雾霾问题被人民夸大了。时任英国住房大臣（1951-1954）的麦克米伦就曾在国会批评主张治霾的议员，说“忽视更广阔的经济考量”是愚蠢的。麦克米伦在成为英国首相（1957-1963）后曾建议，用口罩和交通警示灯来解决雾霾问题。1950年代，英国内政大臣菲夫则呼吁，要区分工厂和家庭燃煤产生的霾和自然形成的雾，不要夸大雾霾对健康的影响。作为内政大臣，维持国内安全与秩序是菲夫的主要职责。
治霾决心难下，还有一个原因：对伦敦工厂生产燃煤和家庭取暖燃煤的管控，涉及对资本主义两大基石（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的挑战，没人敢轻易触碰。
光线穿过浓雾，像流水般灵动起来。雾霾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他们笔下和画板上的伦敦雾色彩丰富。20世纪初，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在雾霾笼罩的泰晤士河边画下《雾中的滑铁卢大桥》。他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最爱伦敦的雾霾，没有雾，伦敦就不会是个美丽的城市。莫奈写道：“起床时，如果窗外没有雾，我就会陷入恐惧，陷入绝望，我所有的画板上空空如也……但慢慢地，壁炉逐渐点燃，一家接着一家，烟回来了，雾也回来了。”
狄更斯对治霾也十分迟疑，他甚至在报刊上撰文强调煤炉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伦敦寒夜的大雾里，一家人围坐在煤炉前，这样的伦敦在狄更斯看来才理所当然。终有一日，烟消霾散。历史，只有回望，才会看清那些滑稽的人、荒诞的事和颠倒的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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