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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称呼那些事
 
◎刘绍义
  自古以来,官场称呼都是叫高不叫低,叫大不叫小,不管怎样,都是为了叫者安心,听者顺心。有些时期滥到一定程度时,不但不少有识之士看不上眼,觉得别扭了,就是皇上也觉得乱了规矩,不成体统了,不得不颁布一些中央级别的文件,来制止这些夸大其词的官场乱称。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宋真宗时,因为“内外官称多过其资品”,不得不特地发了一个《重定内外官称呼》的中央文件,对那些胡乱称呼官职的人员“严行告谕,俾其遵守,违者论如违律”。可见宋真宗对那些乱称官职者的憎恶程度了。
  除了这些副职称正职,次官称长官,低品称高品以及小吏互称押司,军将互称太尉的“过称”外,社会上还有一种僭称,就是许多官称泛滥到了民间,如医生叫大夫、叫郎中,剃头修脚叫待诏,茶馆跑堂叫博士,卜卦看相叫衙推,各行工匠叫司务等等。这些称呼据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盖起于宋时”。可见当时宋真宗下发文件的必要性了。可不是嘛,《水浒传》里的农村民办教师吴用,不就是被大家称为“吴教授”了吗?教授是什么,教授可是当时州县教育局长的官职呀。
  正是这种泛滥成灾的僭称,让明太祖朱元璋也不得不下发文件加以整饬。《明实录》里说,“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这些称呼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那些听到这些过称、僭称或者谀称的人心安理得,不以为然,甚至会乐哉悠哉,非常舒服。
  据李日华《官制备考》上说,明代也是谀称泛滥的时代,芝麻绿豆的七品小官,非得往大里喊不可,行人司司正叫大天使,中书科舍人叫大中翰,巡按御史叫大马台,甚至从九品的府学教授州学正,亦得尊称大外翰。“大”字叫多了、贬值了,就往“太”上叫,吏部尚书叫太师,翰林庶吉叫太史,知县叫太爷,知府叫太尊,正像余庭壁在《事物异名》中说的一样,县令称县尊了,乡司循此格式称邑尊,再往下,“里长”,也就“称之里尊”了。
  说起大人,清代还有两个笑话,《清代述异》里说,嘉庆时,福州军工厂战船竣工时,恭请闽浙总督汪志伊亲自来厂验收。汪总督性格严厉,军工厂的陈督办又不擅辞令,盐道麟祥怕他应对出错,特地为他找了个能说会道的部下达泰接待汪总督。等到汪总督登船检验时,随身陪同的达泰一口一个“大人”地不离左右,“总督色甚和,盐道心亦甚喜”。没想到在存贮淡水的水井前,弄出了个尴尬事。总督笑着说:“井甚深,小人跌下怕会淹死。”达泰随口回答:“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听到这里,在场的人无不偷偷发笑,再看看总督,果然“色庄而去”。事后麟祥把达泰召进官廨,一顿通责:“好好一篇文章,被汝闹坏!”
  另一个笑话在清人朱翊清撰写的《埋忧集》中。广东巡抚接见到省候缺的下属时,有一个原籍广西的捐班知县想与巡抚套近乎,一句一个“大人”地没话找话,出于礼貌,巡抚也不得不敷衍他,随口问他“贵乡风土如何?”他说“敝处只是山中多玃猴”。巡抚问:“玃猴大小几何?”他又答道:“回大人话,小者不过巴儿模样,大者却似大人一般。”没想到这位巡抚也缺少涵养,当场变色而起,说他不配做官,“即日令其告病回籍”,不再起用。又是一场“谀称”惹的祸。
  记得清人梁章钜在礼部任官时,曾写过一部介绍该部典章故实的《南省公余录》,书中说,凡初进礼部供职者,都发给一册专载本机关规章礼仪的《春曹仪式》,要求人人遵守,“有不如约者,众相正之”。
  《春曹仪式》内容丰富,有一款专讲公务交往时怎样称呼的。比如,对大学士、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要自称官职;对其他各部正职和吏部左右侍郎(副部长),要自称晚生。同僚之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互称老长官、长官,或称字号,也可称兄,但不许称老先生以及什么翁什么老之类。这些都说明,历朝历代,虽然称呼有不同,但对官场的称谓,都是非常讲究的,就像我们现在称“同志”一样,都是不能乱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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