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牛文化”发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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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宗 |
吹牛也配叫文化？加上引号就是了，姑妄叫它文化。一种负面的东西，时间久了，又有一些人乐此不疲，成为一种历史现象，据说就可变成文化。即所谓世界上本没有吹牛文化，吹牛的人多了，在历史的迁延中就形成了吹牛文化。
文归正题。
今年的1月17日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上，省长作政府工作报告，痛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和经济数据注水，要求必须夯实经济数据。报告还援引国家审计署2016年的一份文件，批评该省所辖的一些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且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众多，影响了中央对总体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宏观决策。不仅限于财政数据，其他领域也不同程度存在数据造假问题。财经领域的数字水分有多大？常在20%左右。中央巡视组在首轮巡视辽宁时即曾严厉指出，辽宁全省普遍存在数据造假，不客气地说，在经济数据上前任给后任挖了个大坑。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数十亿的债务，后任不是在平地上起楼，是从坑底爬坡。竟有的县市财政的上报数字是24亿元，最终审计结果是11亿元，一半多是水分。这坑有多深就一目了然了。
吹牛也要上税。在分税体制下，税收按比例向中央上交，财政收入虚增，最终将祸及民生，形成官员吹牛，百姓上税的局面。更荒谬的是这种吹牛文化让个别官员步步高升，即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吹牛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还在于此弊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浮夸风实则久矣。1958年全国大跃进时，搞吹牛比赛，“亩产万斤粮”仍被批判保守落后。笔者当时上初中，一篇语文课外辅导读物的题目叫《典型报告》，写的就是吹牛比赛，一位基层干部将粮食指标提高到每亩十万斤才算“跟上形势”，摘掉了落后保守的帽子。作家撰文，描写丰收的稻田长得密不透风，这边一推那边就会动弹。诗人赋诗描绘“丰收的麦垛堆入霄汉，农民撕片白云擦擦汗”，夸张的浪漫与生活的真实浑然不分。当时还有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论证，说从光合作用的原理分析，亩产万斤粮是完全能办到的，为此保定某县的一位领导向上级报告，讲粮食多得吃不完时，可以造酒，马上又有人提出异议，说到处造酒，酒多得喝不完又如何办？当人们陷入粮食多得成灾的愁苦时，无情的现实给大家上演了一个黑色幽默。吹牛吹起来的泡泡破裂了，缺粮的可怕现实笼罩在人们的头上，没有肉蛋油等副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粮的指标，许多人都因营养不良而浑身浮肿，甚至连饿死的都有。吹牛吹到这份上，真能称之为“文化”了。
浮夸风受到当时党中央的严肃批评，并在全国范围纠正此风造成的弊端和危害，照理说此风应该绝迹了吧？没有。
亩产万斤粮的恶作剧不演了，但经济数据造假的阴影长期挥之不去。官与官之间相互熟知，谁造假都骗不了别人。眼看着造假者红红火火地升官了，老实人也变得不安分了，争相效仿，各显高招。工业数字可以造假，农业数字可以造假，教育的数字可以造假，扶贫的数字可以造假，救灾的数字可以造假等等。有一位长期在统计部门工作的人说，如果你算一道数学题，将历年的造林数字加到一起，我们的森林面积可以超过西伯利亚了。但看看现实，自己的身边依然是荒山秃岭。在许多地方数字都是活的，可大可小，随便伸缩，需要大时则大，需要小时则小。一级政府常常有三套统计数字，给上级报告一个数字，自己内部掌握一个数字，对群众讲是一个数字。统计学的水不可谓不深。有的统计部门交上去的报告置于领导案头，领导批示，质问“干部群众奋斗一年，成绩都到哪里去了？”于是统计部门就心领神会，重新汇总上报，直到数字为领导认可。一言以蔽之，数字是为乌纱服务，官既然可以出数字，数字当然就可以出官，官与数字之间就形成这种不解之缘。有的上级领导明知下级造假，却常常佯作不知，很多时候还需要下级帮着造假，所谓“村骗乡、乡骗县，县里接着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的吹牛怪圈就形成了。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届新的领导开始时都会宣布，要对经济数字“缩水”，不挤出水分下一步的工作没法干呀！于是，注水与缩水的博弈就展开了。缩水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这无疑有助于使各项工作回归实事求是，有助于各条战线的工作沿着健康轨道前进。只是，每逢此时，总会有深谙世情的人偷偷表示一种隐忧：缩水是否是为了腾出空间，为自己日后注水埋下伏笔，对前任缩水正是为了方便自己日后注水？但愿不是如此。
说到底“吹牛文化”是一种腐败，与党中央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背道而驰，更背离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三严三实”的要求。因为吹牛造假是典型的不严不实。这种吹牛文化虽不像贪污受贿或“虎”或“蝇”那样易于激起民愤，但事实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危害与贪腐同样可怕，同样不容漠视。辽宁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自我揭短、自我亮丑带了一个好头，那些没有揭短亮丑的地方不等于没有数字造假问题。如果谁还在对瞒与骗捂着、盖着、护着，穿帮露底的那一天只会更尴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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