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治时代的私法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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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夏红 |
笔者在《明治时代的宪法生活》中，曾引用过一段话，展示了日本国民从民族心理上多么厌恶法律生活。事实上可能确实如此。据研究，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就是在家、村、国三位一体，共同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而在这种共同体构造中，集团内部的利害对立压根就不存在。比如，家庭里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利害对立，公司里老板与员工同样没有利害对立。
按照魏晓阳教授的观点，“农耕社会的确立以及日本的特殊地理，使得人们定居和劳动的场所局限在一块块被山川分割的封闭地域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古代日本逐渐形成了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意识。这种意识主要由上下支配服从的意识构成，因此，它并不积极主张成员发挥个性，而在更多的程度上强调对权威的服从。”
在这种思维定势下，日本人关于劳资关系潜意识的观念之一，不再是对权利的互相尊重，而是压根就不存在劳动者权利。就连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人有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自己以外的人掌管的意识”。长期以来，师徒式的劳动关系一方面将工匠精神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却也让学徒们具有了“忍让式的农奴性格”。
当然，社会普遍观念，并不能阻止实践中偶有发生的罢工斗争。有个叫戒能通孝的法学家就专门用“东洋型的团结劳动”来形容日本明治时代的罢工斗争，他甚至提出，劳动者的罢工是对秩序的叛逆，“必然落得政治主义的宿命”。
可能正是这种观念的悖谬，在明治宪法制定的过程中，言论自由被写入了，集会自由也被写入了，甚至还写入了其他拉拉杂杂的权利，然而就是没写入劳动权。或许在权贵阶层的眼中，“劳动只是臣民为地主或资本尽义务的一种本分，他们的关系应当靠日本传统的家族式的意识来维系。”赤裸裸的劳资关系，总难免带着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当然，这种温情脉脉是单向度的，是资本家认为工人应该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地奉献，而不是工人认为资本家应该均贫富、共同富裕。
正因为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日本劳资双方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明治宪法公布之后，劳工随着团体的增大，逐渐在政坛培养出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国会酝酿通过《工场法》和《职工条例法案》。在1891年，就有杂志发表评论，对此冷嘲热讽：“依照我国产业社会的实际情况，真的有必要制定职工条例吗……雇主和职工的关系应当按照旧有的习惯道德关系来规定。他们的关系应当如父子、君臣、师徒般一样，因此并不能等同于欧洲诸国的雇主及职工的关系。”
魏晓阳援引的另一段官员的访谈，亦能代表官方或者产业界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悲观态度，“即使在短时间内强行制定了条例，即使它在理论上非常完善，但那也不过是职工谋求同盟罢工和用以教唆的材料。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温情将荡然无存，日本固有的美风将埋葬在那些煞风景的权利义务漩涡之中。”甚至还有一个金币制造厂老板的警告：“假如我国也模仿外国制定职工条例，那么无知的文盲职工将被莽士所煽动……同时更加活跃地举行同盟罢工。这样，作为日本固有美风的主雇关系和两者之间的温情将丧失殆尽。”
舆论如此，官方层面则更是毫不手软。1900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明确禁止工人加入以协同劳动条件或报酬的团体，进行同盟罢工、停止劳务或者拒绝雇佣，同时亦禁止工人强制老板对劳务条件和报酬作出承诺。如果工人违反上述禁令，将会受到极其严苛的处罚。更让工人无所适从的是，按照日本当时的法律体系，《治安警察法》并未明令禁止团结权、罢工权，但在这前后颁布的《行政执行法》《警察犯人处罚令》和各府县的实施细则，都剑指罢工权，消弭工人的抗争于无形。
日本的工人作为新阶级，并未彻底屈服。从1921年开始，工人利益代言人在国会层面就呼吁制定《劳动工会法案》，但始终无果而终。只不过，经过工人利益代言人的不断呼吁和努力，上述《治安警察法》终于在1926年被废除，相关禁令转而依靠新近通过的《治安维持法》《劳动争议调停法》和《暴力行为处罚法》等法律，继续大行其道。
在整个19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日本工业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订单，军国主义者对工人的压迫亦更加残酷无情，长期以来笼罩在劳资双方身上的面纱被撕掉。日本的工会数量在1937年时还有837个，到了1940年陡降为40个，而到了1944年则全部消失了。
工人悲惨如此，佃农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佃农长期以来不满于民法上的歧视，曾借助利益代言人试图推动佃农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只是他们的抗争在地主等组成的统治阶级那里，显得力量还不够，到民治时代结束也没有获得一点进展。
（摘自2017.03.21《法治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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