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先生的“另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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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玉生 |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有两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是反帝，一个是反封建。而且大部分知识分子、作家把反帝视作政治诉求的出发点，看成是第一位的。鲁迅则有所不同，鲁迅也反帝，但第一位的却是反封建。在鲁迅看来，反帝需要，但反封建尤其需要。因为封建制度“吃人”，这种“吃人”主要表现在它让人做奴才，而且是让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奴才、做稳奴才。正是封建制度、正是专制政治培养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奴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形象。你看鲁迅笔下的阿Q，他在未庄挨了欺辱，他不是理直气壮地去抗争，而惯用的手法则是要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要不就是只知骂“我今天总算被我的儿子给打了”，这种用虚幻的胜利把事实上的失败给填平的做法，即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可谓把一个国民性表现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了。
再看看鲁迅笔下的闰土，本来少年的闰土和少年的鲁迅是一对好朋友，而且少年的闰土是强者，而鲁迅则是弱者。然而多年未见之后，一切都变了。鲁迅先生这样写道：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鲁迅《故乡》）一声“老爷！”二人少年纯真的友谊戛然而止；一声“老爷！”少年弱势的鲁迅成了“主子”，而少年强势的闰土则做上了奴才。
鲁迅继续写道：我母亲告诉闰土：“不要这样客气。”“还是照旧（指按小时候的称呼）”。你看闰土是怎么说的？闰土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一句“不懂事”，把二人少年的纯真友谊给否定了；一句“不懂事”，把喊“老爷”和选择做奴才、做稳奴才推到了心安理得的地步。这就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中国人的观察和思考。
读鲁迅的文章，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苦闷和沉厚，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挣扎和沉思。甚至觉得我们的血质因它而浓郁纯粹起来。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文学家像鲁迅那样深知中国为中国了。鲁迅有一句名言，即“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他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地针砭着奴性和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
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长于讽刺，但讽刺从来秉承着公心，他笔法冷峭，但冷峭中包裹着热情。鲁迅所解剖的是一个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他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尊心”。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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