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要提“批判地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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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玉生 |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最近，学界有一种声音，即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批判地吸取”和“批判地继承”的方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党全面继承、吸取古代的优秀文化”。言外之意就是这一方针已经过时（《文摘报》2017年6月1日）。
对此论我不敢苟同。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先不说我们党提没提过“全面继承”的问题。单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批判地吸取”和“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是否已经过时谈点看法。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许许多多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纽带和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一点不可否认。比如，我们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有“仁者爱人”的情怀，也有“民贵君轻”的思想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许许多多的糟粕。这里我仅举两点加以说明。
其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比较浓厚的专制色彩。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诗经》语）；所谓“乾纲独断，乃我之家法”之说（乾隆语）。都意在说明：天下，是王者的天下，我王者的话就是圣旨，就是法。正是因为天下是王者的天下，所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就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当年，朱棣和他的侄子建文帝争天下，当兵破南京之时，朱棣要一位叫方孝孺的大臣写“即位诏书”，方孝孺不干，并大骂朱棣“逆贼”，朱棣一气之下，灭方孝孺“十族”，“九族”已是至极，朱棣又外加了一族，即方孝孺的门生。刹那间，方孝孺“十族”无辜的八百余条生命全部人头落地，类似的血腥案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例，而是不绝于史。
其二，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平等和自由的基因。自由和平等是人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可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缺少这一“理想境界”。翻开中国的历史典籍，你能找到“自由”一词吗？找不到。你能找到“平等”一词吗？找不到。我们说，早在汉代，中国就有所谓的“腹诽”之说，何谓“腹诽”？就是对封建王权你明着反对不行，肚子里议论也不可以。汉景帝为什么要杀一代名将周亚夫，就是因为周亚夫的儿子私买了五百甲盾，以便为老父死时做陪葬品用。此事被汉景帝知晓后，就认定周亚夫是想在“阴间造反”，所以把周亚夫关进了监狱，并严刑拷打，致一代名将周亚夫绝食五日而死。
在封建的皇权下，人没有平等可言，没有自由可谈。我们看有关清宫的电视剧，可以发现，为什么大臣进殿晋见皇帝时都佝偻着身子，因为他不佝偻不行，这是制度。清制：“大臣进殿、退殿须佝偻身子。”为什么太监也好，宫女也好，对主子说话时从来不敢自称“我”，而是自称“奴才”“奴婢”，因为他们不这样自贬不行，这是制度，清制：“太监、宫女对主子说话不能自称‘我’，而必须自称‘奴才’‘奴婢’。”
不用再多谈，仅此以上两点，我以为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还是要按照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去做：批判地吸取，批判地继承。批判地吸取和批判地继承，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敢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是一种有力量的表现。在这问题上，搞民族虚无主义不对，而全盘吸取、全面继承同样不对，都不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
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批判。先生这样评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老调已经唱完》）先生的话也告诉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进行“萃精式”思维的同时，必须持批判的态度。只有批判，才能分清哪些是真善美，哪些是假恶丑。不然的话，我们将很难分清是非，我们的心灵将很难轻盈运转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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