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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提“批判地继承”
 
◎关玉生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最近,学界有一种声音,即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批判地吸取”和“批判地继承”的方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党全面继承、吸取古代的优秀文化”。言外之意就是这一方针已经过时(《文摘报》2017年6月1日)。
  对此论我不敢苟同。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先不说我们党提没提过“全面继承”的问题。单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批判地吸取”和“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是否已经过时谈点看法。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许许多多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纽带和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一点不可否认。比如,我们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有“仁者爱人”的情怀,也有“民贵君轻”的思想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许许多多的糟粕。这里我仅举两点加以说明。
  其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比较浓厚的专制色彩。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诗经》语);所谓“乾纲独断,乃我之家法”之说(乾隆语)。都意在说明:天下,是王者的天下,我王者的话就是圣旨,就是法。正是因为天下是王者的天下,所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就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当年,朱棣和他的侄子建文帝争天下,当兵破南京之时,朱棣要一位叫方孝孺的大臣写“即位诏书”,方孝孺不干,并大骂朱棣“逆贼”,朱棣一气之下,灭方孝孺“十族”,“九族”已是至极,朱棣又外加了一族,即方孝孺的门生。刹那间,方孝孺“十族”无辜的八百余条生命全部人头落地,类似的血腥案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例,而是不绝于史。
  其二,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平等和自由的基因。自由和平等是人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可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缺少这一“理想境界”。翻开中国的历史典籍,你能找到“自由”一词吗?找不到。你能找到“平等”一词吗?找不到。我们说,早在汉代,中国就有所谓的“腹诽”之说,何谓“腹诽”?就是对封建王权你明着反对不行,肚子里议论也不可以。汉景帝为什么要杀一代名将周亚夫,就是因为周亚夫的儿子私买了五百甲盾,以便为老父死时做陪葬品用。此事被汉景帝知晓后,就认定周亚夫是想在“阴间造反”,所以把周亚夫关进了监狱,并严刑拷打,致一代名将周亚夫绝食五日而死。
  在封建的皇权下,人没有平等可言,没有自由可谈。我们看有关清宫的电视剧,可以发现,为什么大臣进殿晋见皇帝时都佝偻着身子,因为他不佝偻不行,这是制度。清制:“大臣进殿、退殿须佝偻身子。”为什么太监也好,宫女也好,对主子说话时从来不敢自称“我”,而是自称“奴才”“奴婢”,因为他们不这样自贬不行,这是制度,清制:“太监、宫女对主子说话不能自称‘我’,而必须自称‘奴才’‘奴婢’。”
  不用再多谈,仅此以上两点,我以为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还是要按照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去做:批判地吸取,批判地继承。批判地吸取和批判地继承,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敢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是一种有力量的表现。在这问题上,搞民族虚无主义不对,而全盘吸取、全面继承同样不对,都不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
  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批判。先生这样评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老调已经唱完》)先生的话也告诉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进行“萃精式”思维的同时,必须持批判的态度。只有批判,才能分清哪些是真善美,哪些是假恶丑。不然的话,我们将很难分清是非,我们的心灵将很难轻盈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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