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曾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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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锡敏 |
曾子，名参，因其对儒家传承的贡献，所以享有“子”的尊称，也被人们奉为宗圣。曾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年轻弟子，是儒学嫡传之一，他著写的《大学》，提倡“修齐治平”和“慎独”的观念，对后世影响颇深。曾子参与编纂了《论语》，对孔子的思想研究贡献卓著。
曾子比孔子小46岁，在16岁时拜孔子为师，开始学习儒学，到孔子去世时追随孔子11年。孔子对曾子的评价只用了三个字：“参也鲁”。其“鲁”不是鲁莽，不是莽撞，而是憨拙和沉寂。其憨拙，如老子所讲：大巧若拙，明道若昧。其沉寂，又如庄子之述：“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神”。其“鲁”的内在蕴藏着惊雷般的震撼。曾子的“鲁”近于朴实的自然之“道”。
看曾子的画像，古人画出的曾子似是过于老成，神情也有点迟讷。画曾子的人可能基于儒家“不行于色”观念而着笔画出的，然而，读曾子的一段段语言，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青春焕发的年轻人，充满着朝气和活力。
曾子很诚恳，师问他以何方式修身呢？他说：“吾日三省吾身，”又问，何为“三省”，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敞开胸臆，毫无隐晦地说出了自己的做法。“三省吾身”的“省”是一种自我鞭策，“身”不是形体之身，是人的其心、其行。“三省”是相对忠、信、义的自我反思，然而，“三省吾身”的意义，不单单是比照着忠、信、义标准去做人，重要的是它成为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千百年来凡大成者无不以“自省”为其恒定规则，砥砺自进。曾子“三省吾身”，形成了儒家的“自省观”。“自省观”代表着儒学“反求诸己”的内修特点，反映着儒家的入世观。历代文人志士，在追求立言、立业、立功的道路上，无不是秉持着“自省观”这盏明灯前行的。
晚清重臣曾国藩一生矜持不苟，保持着言行低调的做人风格，但是，在晚年却傲而不惭地对人说，他一生最值得夸赞的就是“吾日三省吾身”。曾国藩从仕几十年自省其身，坚持写日记而不辍，即便因病或因战事繁忙耽误了写日记，日后也要追记上。曾国藩用写日记的方式“三省吾身”。他在日记中对自己的言行剖腹明心，一见光日，从不藏垢。他还为自己起了号，叫“涤生”。“涤生”源自《了凡四训》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典语。其意是在操守上涤垢洗瑕，重获新生。做到日日警醒，日日新生。
放下掩饰，放平心态，敢于下问是曾子治学的一种态度。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尚书》中说，好问多裕，自用则小。多问能够丰富自己，会让自己广博深刻；自以为是的人表面看起来似很高大，而内心是空洞的，人是渺小的。“问”，并不在于“问”的本身，在于敢不敢问的心胸和胆量。人们的心态往往是一“问”便低贱了，感觉问而为耻。曾子是一个谦虚的人，他主张多问，也敢于多问。主张能力高的、学识多的向能力低的、学识浅的人去请教。这既是一种治学态度，也是一种做人的境界。
儒家的教育推崇的“问”，不仅是一种学习行为，更把“问”看做了人的一种品格。春秋时的卫国大夫孔圉死后，谥号为“文”。子贡和很多人对此提出不满，认为孔圉在世时作为臣子，曾经以下犯上，触犯大礼。他为笼络人心，结交权势，把自己的女儿作为跳板，在权贵之家嫁来嫁去，失其人德。孔圉不配享有“文”的谥号，应予取缔。对此异议，孔子评价说，孔圉有失德失礼之处，然而他有其他人不具备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品行，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仅以这种品德足已配享“文”的谥号。孔子对“不耻下问”犹为看重，重于臣礼与家德。曾子的能问于不能，多问于少是“不耻下问”的传承。
曾子的“有若无，实若虚”的“虚无”思想，与老庄的“虚无”名同而意异。儒家的学说以人为本，它的教育目的是既给人以知识，培养人的独立思想，又塑造完整的人格。曾子的“虚无”学说，是从“虚则纳、满则覆”人生的哲理角度阐释儒学的。曾子的“虚无”说源于孔子的教育，也完备了孔子的“满则覆”学说的内容。孔子自楚国返回鲁国途中，拜谒了鲁桓公庙，见庙中有一欹器，欹器的形状像一个陶罐，陶罐的两旁有栓绳的两个耳。欹器是可以用来盛水的。这个欹器有三个特点：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此物空着时斜寄一旁；欹器盛水八分满时则正中不斜；如果把水盛满，欹器立刻倾覆，全部倾洒，滴水不剩。鲁桓公生前将此器置于座位的右手旁，每每伸手能够触及，以欹器之理警示自己。孔子细看此物，十分感慨，自语道：“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孔子引物之理及于人之理，揭示了虚与满是人成与败的关键所在。曾子“虚无”说是与孔子“满则覆”一脉相承。
非难、诽谤、中伤、误会等这些人生挥之不去的东西，会伴随着每一个人。人越是进步，遇到的这种世俗责难越多，越是成功者，受到的世俗损害越严重。如果没有化解这种人生世俗的准备与方法，往往会自陷于这些泥潭之中而误了前程。禅师寒山面对世俗非常为难，问拾得禅师，他说有人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贱我时我怎么办？拾得告诉他，你谦让他、回避他、尊敬他，等过了几年你再回头看这些人，都会自败而去。拾得教寒山消解侮辱之法是忍辱。同样的是，唐朝宰相娄世德告诉他上任的弟弟说，你我同朝做官，不知惹了多少人嫉恨，如果有人往你脸上吐口水，你怎么办啊？他弟弟说我自己擦了就行了。娄师德说，你错了，你不能擦，你一擦掉这些人会认为你是愤恨不满。不要擦掉，让他自己慢慢干掉。娄师德之法同样是忍辱之法。而曾子透彻地看清楚了世间的世俗，他有自己的处世之法，他坚持的是“犯而不校”，对任何非难从意识上有同似无，只管走自己的路，不予理睬，不予计较，坚持自己，我行我素。曾子的“犯而不校”十分洒脱，给人的形象如玉树临风，独立而行。这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容淡定的曾子。
曾子以宏大的气魄，坚韧的执着，毕其一生以捍卫“仁爱”为己任，以弘扬“仁爱”为使命。读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之语，犹听旦旦誓言，气吞长虹，鼓舞天下，顿感心胸宽广，心潮澎湃，似看到了壮怀激烈、慷慨捐生、易水萧寒之景象。这种敢于把生命捐赠在为之追求的事业上，正像背起十字架前行的耶稣，担荷起了天下苦难。至此我们看到儒家大义的渊源，读懂了儒家大义内涵，理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震聩之声；理解了宁赴常流而葬于江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的倔强。
衡量君子的标准或许是多样的，在曾子看来，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是为君子”。托六尺之孤，是临国危受命辅佐幼小之君；寄百里之命，是危难之中受之以国鼎之权；梁朝皇侃说，国有大难，臣能臣之，是临大节不可夺也。周公旦寄命托孤于文王，辅政八年，是持大节者；诸葛亮受命托孤于白帝城，亦是守节之君子。苏轼说：“凡世之所以贵者，贵于难”。危难之中，生死之际，坚持节操，宁死不丧其节者贵为真正君子。曾子之语并非说与他人听听而已，曾子也是担当受命之人。孔子去世时，把失去父亲的孙子子思托付给了曾子，曾子当时才二十七岁，他不辜负师难之托，收留了子思。在曾子的影响和教育下，子思成才，著写了儒家经论之一《中庸》。其后子思又教育出了自己的弟子——孟子。在国之危难、家之危难、人之危难时，都需要有血性的人，需要能挺起脊梁的人。
孔子呼唤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心神领会，回答孔子说：“惟”。师徒之间的“大道”仅一“惟”字而神意相传，这是人类最美的默契，是人类灵魂最美的交融。孔子与曾子的对话，真如佛祖拈花，迦叶一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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