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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曹雪芹写《红楼梦》
 
◎易水寒
  《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世人皆知。可曹雪芹是如何写成《红楼梦》的,或者说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动力来自哪里?不少人恐怕未必想得明白。
  曹雪芹的祖先是汉人,祖籍河北灵寿,后徙居江西豫章(今江西南昌)。后又北迁河北丰润和辽宁铁岭。1644年随清军入关,落籍北京,隶属内务府包衣旗。
  曹家从曹玺(曹雪芹曾祖父)开始,三代四人任江宁(今南京)织造。织造,官阶尽管不高,因为是负责给皇家采办什物、织造衣料,却是个“肥缺”。
  曹家门第的兴旺及显赫,还不单是他家担任了“织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曹玺的妻子孙氏曾是康熙皇帝的奶妈,也就是说康熙帝儿时是吃孙氏的奶水长大的。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康熙帝除了让曹家担任织造外,还交给曹家一个特殊的任务:考察吏治民情,报告天时岁收,笼络江南遗民,俨然一个皇帝的耳目。这样的身份,谁人不惧怕三分,谁人又不巴结三分。
  曹家到曹寅(曹雪芹祖父)一代,兴旺发达可谓达到顶点。在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说明:康熙帝六下江南时,有四次就住在了“江宁织造之府”。在封建社会,皇帝频频眷顾一个家庭,这对曹府来说是何等的荣耀。
  曹家到了曹雪芹父亲曹頫这一代任“织造”时就渐渐败落了。败落的原因是发生了“严重的财务亏空”。时康熙皇帝已故去,他的四子胤禛即位,是为雍正帝。雍正帝得到奏报后,下旨要曹頫三年还上。如到期还不上,“定行从重治罪”。然而,三年期到,曹頫仍未还上。这令雍正帝十分不悦。
  雍正五年(1721年),曹頫奉旨解运江宁、苏州、杭州三地织造的缎匹龙衣等进京,到达山东长清时,他因“多索夫马(役夫与车马)、程仪(路费)、骡价等项银两”被山东巡抚告发。雍正帝览奏后,非常气愤,想到其旧账未还,又添新乱,当即下旨让内务府和吏部严查。审查的结果,不但曹頫在山东长清“多索夫马,苛索繁费和苦累驿站”之事被坐实,更究出他“背恩负旨”,“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瞒”的问题。一向对贪腐深恶痛绝的雍正帝听汇报后,下旨把曹頫革职、抄家,赶出江南织造之府。这样一来,曹氏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翰林诗书之族”便“忽喇喇如大厦倾”,从繁华盛世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父亲曹頫被革职、抄家,作为儿子的曹雪芹也不可避免地从“贵族公子哥”沦为了一个破落子弟。这对曹雪芹来说,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影响无疑是深刻长远的。
  然而,令人感佩的是,曹雪芹并没有因家族败落和生活上的巨大落差而变得消沉起来,在惨淡的生涯里他萌发了创作的欲望,他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笔一笔地写下来,正如他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所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
  曹雪芹是何时动笔写《红楼梦》的,据胡适先生考证:那是抄家之后,从南京回到北京之后的事。
  有资料表明,曹雪芹是雍正六年(1728年)从南京回到北京的,他先是住在北京老城崇文门外蒜市口的一处老宅中,后又移居到西郊居住。此时的他已清贫如洗。位于香山脚下的北沟村至今还留有曹雪芹居住时的传说:曹雪芹每天没白没黑的著书,离不开酒,自被抄家后,家境十分贫寒,所以常常付不起酒钱。因为曹雪芹多才多艺,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还善于书画。付不起酒钱时,他就画个扇面,画几幅山水画,让人拿出换钱,用来还酒债。所以,北京香山一带,至今还留有“曹雪芹卖画来付酒债”之说。
  能证明曹雪芹穷得连酒钱都付不起的,还有曹雪芹的一位叫敦诚的好友写的诗:“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
  曹雪芹写《红楼梦》艰苦备尝,有诗这样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他自己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写《红楼梦》至少奋斗了十年。所以才有“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说。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他只写了前八十回,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不幸,他心爱的小儿子因病死了,他由于过度悲伤从而一病不起,于乾隆二十七年的除夕(1763年2月12日)之夜,在世人都沉浸在欢庆春节之时“泪尽而逝”。
  曹雪芹死了,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的好友张宜泉写诗曰:“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琴里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铓铓。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曹雪芹死时,究竟多大年纪?这个问题到现在似乎也未弄清楚。有的史籍说他“年届五十”,有的说他只活了四十岁。他的好友敦诚在悼念他的诗中就有“四十年华付杳冥”的句子。我以为,无论曹雪芹是五十而死,还是四十而终,都不影响他的光辉——一个用血和泪写成《红楼梦》的人。
  曹雪芹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和诸多的启示。这启示集中起来就是:“逆境”从来就是人的创造力迸发的核心因素。《红楼梦》这部著作问世,除了曹雪芹的文学天赋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曹雪芹坎坷的经历。是坎坷的经历给了他激情,也给了他信心。不难设想,曹雪芹倘若没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经历,也就是说没有家族败落的经历;命运倘若不是把他由“饫甘餍肥”的贵族公子沦为一个含辛茹苦的破落子弟,由同锦衣纨绔交往到同平民百姓相处,我看,他对社会的认识不会那样深刻,他恐怕也写不出有如此深刻思想的《红楼梦》。
  有道是:“英雄自古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苦难从来是积极的,苦难之中出精神。一个人的一生受一些苦,对他的生长,对他的事业非但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记得有人这样说:《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红楼梦》是一部哭书。但无一例外的是,在世俗的眼光里,这几部书的作者又无一不是穷困潦倒,生活失意。这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苦难出激情,一个人的激情和他所受的磨难是成正比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段经典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似可作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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