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章惇是同年进士，是要好的朋友。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知州。在湖州知州任上，他给当朝皇上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其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此牢骚话被监察御史何正臣听到后，于是进行弹劾，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与此同时，苏轼还写诗道：“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此诗的本意是写两株桧树的雄姿：凛然相对，直干凌空，树根深入九泉，挺拔无曲。很遗憾，此诗亦被人曲解，说他对当朝皇帝不恭，皇帝本是飞龙在天，而苏轼却向地下的蛰龙寻求相知，显然是别有用心。对此论，宋神宗赵顼亦深信不疑，于是下旨前往浙江湖州逮捕苏轼，押赴京城，关进御史台监狱，御史台又称乌台，因此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被关进御史台后，一些人出于对苏轼的同情，发起了“拯救苏轼”的活动，但参加者却寥寥无几，“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此时，恰恰是被苏轼称之为“新党”的朋友章惇积极营救，并为此和当朝宰相王珪闹翻了脸。

　　一次上朝，王珪拿出苏轼的诗对神宗说：“‘世间惟有蛰龙知’，皇上飞龙在天，哪来的什么蛰龙，皇上你说苏轼是不是想造反?”章惇一看王珪想要苏轼的脑袋，大怒，当着神宗的面反驳道：“诸葛亮还人称卧龙呢!说龙难道就一定是指皇帝吗?”退朝后，章惇又对王珪说：“你当着皇帝的面这样讲，是想要苏轼的命呀!”王珪对章惇说：“其实，我并没有见到苏轼的诗，也不知道此诗的意思。这是别人告诉我的……”章惇一听，板着脸说：“别人吐的东西你也想吃吗?”

　　苏轼最终被贬黄州。苏轼和章惇是朋友，但政见不同，苏轼属“旧党”一派，司马光是他的头;章惇是“新党”一派，和王安石一个阵营。二人政见不同，可朋友友情不变。后人每每读到章惇和苏轼这段友谊时，说他俩是“真君子”。

　　然而，曾经是“真君子”的二人，后来却翻了脸。翻脸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章惇此人自尊心太强，尤其不允许有人在学问上贬低他。史料记载，他和他儿子张衡同时举嘉佑进士，因儿子的名字排到了老爹的前面他都不干，非要重考。《独醒杂志》的一个说法则是：某天，有人对苏轼说，章惇此人酷爱书法，每天要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苏轼不以为然地说，临摹有何了不起，不成风格，没有前途的。苏轼的话不知是哪位好事的人告诉了章惇，章惇听后大怒，说，你侮辱我的人可以，怎么能侮辱我的字。

　　常言道，有爱的深沉，也会有恨的激烈。本来章惇和苏轼就不是一党，加之，章惇认为苏轼知恩不报，于是，身为宰相，手握重权的他找了个理由就把苏轼贬到了惠州。被贬惠州的苏轼和其他许多被贬官员不一样的是，他不“破罐子破摔”，仍然是该吃的吃，该喝的喝，非常淡然。他调侃道：“恐是诸佛知己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乌台诗案”，宋神宗赵顼差一点砍了他的脑袋，在惠州的苏轼，似乎仍没接受“乌台诗案”的教训，于是，又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章惇看到后大怒道，竟敢这么快活，快给我滚。一纸令下，又把苏轼贬到了海南岛。

　　在中国古代，官员被贬至海南岛，基本上就是永别了。也可以说，这次，章惇真的把苏轼置于了死地。加之当地官员再处处给苏轼出难题，弄得苏轼竟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以至在树林子里睡了一宿。苏轼一气之下，居然自己买地盖房。

　　苏轼被流放海南，自己也感到这次无生还的希望了。正如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于海南了。”苏轼说是这样说，但仍没放弃对生活的信心。苏轼的坚强，不仅缘于他所受的儒家教育，更有他人生的哲学作支撑。他善于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调整心态，以使自己长期处于生气活泼、欣乐自足的境界。他在海南，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而且还干出了不小的成绩，受到了包括黎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广泛赞扬。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政治上的诡谲变幻莫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赵顼死了，哲宗即位，因哲宗即位时还是个孩童，高太后垂帘听政。一向对“新党”憎恨的高太后当权后，立马启用了“旧党”首领司马光。说起这位司马光，人们难以忘怀的是他耗费了十九年的光阴编撰了一部《资治通鉴》。此人不但文采飞扬，更是一位道德君子。但要说治国理政吗，则乏善可陈。司马光上台后，不论对与错，也不管是与非，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全部排除王安石所用的“新人”。这样一来，属于“新党”的章惇可就倒了霉，来了个和苏轼的对调，即章惇被贬雷州半岛，苏轼则由海南回到朝廷任职。

　　章惇被贬雷州，和苏轼被贬海南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心里老大不高兴，他想见一见苏轼，但又不好意思，毕竟他曾把人家逼得自己买地盖房。一日，苏轼启程回京，船到江苏镇江时，恰巧碰到了章惇的儿子章援，章援给苏轼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今天给你写信，是为了我父亲，我父亲在朝时把你贬到了惠州，后又把你贬到海南，以至弄得你自己买地盖房。现在你要回朝廷了，千万别再逼我父亲买地盖房啊!

　　苏轼看到章援的信后，即给章援回了一信，信中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也就是说，我和你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了，虽政见有所不同，但友情还是存在的。还说：“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意思是，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又跑到天涯海角，这个我感同身受。

　　查章惇此人，在高太后死后，又一度被启用。他的死在宋徽宗即位之后，是徽宗把他贬到睦州(今浙江建德)，他死于贬所。此时已是宋徽宗崇宁三年(1105年)的事，此时苏轼已故去5年。

　　苏轼给章援的信，表明了他对朋友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交友不记仇，政见是政见，友情是友情。后人凡读到这封信，大都给予比较高的评价。正如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所说：“人的精神，光芒万丈。”

　　苏东坡是文人，更是一位哲人，他留给世间的，既有一个丰富的文艺世界，同时还有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生命哲学。即如何的面对现实，又如何的和朋友相处。

　　苏轼和章惇的故事，告诉了后人一个道理：人活着的力量不光是大声喊叫，也不光是能进攻，还有“能忍”。能忍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感人的力量。有一则史料还记载，苏轼晚年从海南贬所归来，“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这一史料说明，苏轼从贬所归来后，曾受过千万人的观瞻欢迎。我想，老百姓喜欢苏轼，既和他的文学天才有关，恐怕也和他有比较宽广的胸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