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着令人信服的气量。他的一生，受到的批评和抨击，不知有多少，可说是荣辱相伴的。但他不是个疾恶如仇的人，对别人的评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性情开明得很。在现代学人中，这类的学者是凤毛麟角的。

　　1921年7月，陈独秀来信，批评他和陶孟和等为饭碗问题闹了一年风潮，语句较严厉。胡适在日记中叹道：陈独秀批评的“句句都对”，“我记此一段，表示我自己的忏悔”。这是知错便改的作风。

　　还有一次，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梁启超在众听讲者面前，严厉抨击胡适的学术研究思路，然而胡适却从容对答，不以为辱。后来不计前嫌，与之相交甚笃，成为友人。此间也可看出他的大度和友善。

　　在同人中，周作人与他的交往，可谓不少，而在文章中，周作人多次批评其弱点，胡适却泰然处之。认准了自己的路，坦然而行，且与周作人妙语相谈，对其关怀备至，也成为了学林中的趣事。

　　但胡适并非无原则的人，在真理与学术面前，是个很恪守节操的学者。他研究“红学”时，便对蔡元培颇有微词，以为其出于“索引”派的臆断，多虚妄之处，不足一驳。其实蔡元培与他相交甚笃，且有提携之恩。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是请蔡氏作的序言。但情谊是情谊，学理是学理，情与理之间，泾渭分明。

　　因为处事上的旷达，不拘泥于小节，他的气魄，便高于常人。中国人的处世，情为第一，理则次之，这正是国民劣根性的一例。胡适与鲁迅，在此方面十分清醒，不累于俗谛，而以人间真义为重。真理面前无长幼之序，乃是具有现代人格的人才有的品性。

　　胡适的晚年，颇为蒋介石看重，并委之重任。对其治学、生活，多有关照。但在民主问题上，在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上，却不以蒋介石的是非为是非。20世纪50年代，他支持《自由中国》，“雷震案”发生后，站在雷震边，主张言论自由，对蒋介石并不留什么面子。他和国民党要员的若即若离，忽冷忽热，也是其自由主义精神使然吧。

　　所谓大气量，乃是超于物象之外、宠辱皆忘的人才有的境界。胡适是有这样境界的。但考其一生，也有失误，亦存瑕疵，为人为事，失算或陷入泥潭之事也不少。如有时对国民党的过于相信，对欧美的一味垂青，缺乏对国情深入了解等等，可谓书生气浓得有些化不开。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无私才能无畏，胡适一生，凛凛然于俗界之上，便是私欲较少的缘故。

　　胡适一生，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上海、北京、东京、组约、伦敦、莫斯科、台北……在现代学人中，社交之广，识人之众，朋友之多，大概是首位的。一个心底朗然的人，便会像磁石般引来天下的友人，为人处事，亦多了不拘小节的气度。当清废帝溥仪被逐出故宫时，他竟同情之，与此遗老有过交往;当苏雪林大骂左翼文人时，他又为青年人的左倾做出辩解;路过莫斯科时，他不以欧美人讥议苏联的文章所左，对共产主义的实验，亦有肯定;他的朋友中，许多也曾为共产党人……

　　人没有了城府时，视界自然扩大，目光也能远眺，所谓“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就是这个道理吧。人之一生，有此境界，并不容易，能得其一二，便很是可观。后世人评议胡适，每每叹其落落大方，便多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态使然。若谈他的魅力，这点大概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气量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修养，一种胸襟，一种大将风度。人一旦有了大度的气量，就会有开阔的眼界，就会有成功的气势。胡适就是有这种气量的人，他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