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年的严复在译完《天演论》之后，总结心得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必须忠实于原文，“达”是译出的文字要明白畅达，“雅”要求表述富有汉语的美感，读起来如饮甘泉。翻译家们多以这三个字当作自己的标竿，但要真正做到，谈何容易!

　　一个作家去世了，其作品也就板上钉钉了，但作品的翻译却要伴随时代一次次再来。大文豪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传入中国后，其中一个名句倾倒了几代青年人：“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此前还有一种译法：“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从翻译老将郭沫若，到后起之秀杨武能，短短的句子却有多种译文，可见严复的话是很有见地的。

　　译海茫茫，英才辈出。其中有三个人颇有豪侠之气，我称之为“译海三杰”。

　　第一个是“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林纾(1852 至1924年)，字琴南， 晚清举人。他能诗能文能画，有“狂人林琴南”的绰号。林琴南不懂外文。他请来留学回国的人坐在身边，拿一本外文原著，一句一句把意思说出来。口述者少不了用词不当，颠三倒四，吭吭哧哧。林琴南的大脑像是神奇的熔炉，立时把碎渣变成优美畅达的艺术语言。他使用毛笔，一小时写就千字，不再涂改。今天用电脑写作的熟手也未必比得上他。

　　林纾一生翻译了180多部作品。可惜的是，他使用文言文，远离了民众。例如我们熟悉的美国斯托夫人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他翻译成《黑奴吁天录》。不过，他独辟蹊径的胆识，让人佩服。

　　我敬重的第二个翻译家是“拼命三郎”朱生豪。朱生豪1912年出生于浙江嘉兴，16岁获奖学金进入杭州之江大学。1933年毕业，被上海世界书局聘为英文编辑。当时有一个日本学者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中国连一本莎士比亚戏剧全集都没有，简直是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朱生豪在这种讥笑面前拍案而起：“让我拿出莎翁全集给你看看!”

　　他白天上班，夜晚翻译，1934年出版了莎翁的《暴风雨》中译单行本。他用散文体翻译原作的无韵体诗句，充分再现了原作神韵。一炮打响，翻译界对这位青年同行刮目相看。有趣的是，《暴风雨》是莎翁的最后一部剧作，如今却成了朱生豪的“开门红”，可能有后来居上的意味吧!

　　好事多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毁掉了他上海汇山路寓所中的大量资料和手稿。但是，他再次与日本人较劲，在辗转流离中奋力笔耕。在完成了31部莎剧译文后英年早逝，时年仅32岁!他的妻子说，生豪是翻译莎剧累死的。我们说，生豪生前是人杰，死后是译界楷模。40年后，新一代翻译家补足莎翁另外六部剧作和154首十四行诗等，出版了十厚册莎翁全集，朱生豪可以瞑目地下了。

　　我尊重的第三个翻译家是戴着“乏走狗”帽子的梁实秋先生。鲁迅写过一篇“资本家的乏走狗”，指的就是梁实秋。梁先生1949年去台湾，躲在小楼成一统，自得其乐译莎翁。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莎翁的全部剧作和诗作。他编写的《远东英汉大辞典》更是读书人案头必备工具书。

　　鲁迅骂他是“乏走狗”，他当即以“我不生气”一文回应。这种涵养，助他写出《雅舍小品》一书，成为我们杂文写手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