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这个国家的“毒瘤”，从古至今，“前腐后继”，大有人在。纵观中华民族的反腐史，可谓波澜壮阔，声势浩大。嘉庆，乾隆的第十五子，在位25年，是他反腐的25年，这期间，他揪出了一大批贪官污吏。

　　自乾隆中后期，清朝的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仅乾隆46年到49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震动最大的就是甘肃冒赈大案，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账，把800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2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高官”仍达56名之多。

　　所以，嘉庆亲政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他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于是，在乾隆去世的第二天，嘉庆就开始查处清王朝最大的贪官和珅，先免官职，接着抄家，将其估价8亿两白银的巨额家产归为国有。

　　以诛和珅为开端，嘉庆拉开了反腐的大幕，为树政治新风，“嘉庆版”八项规定出炉。在他亲政后第二个月，他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几天后，他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原来，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这道谕旨发布不久，嘉庆就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嘉庆立即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制定嘉庆版“八项规定”，杀了和珅，在11个全国总督当中，撤换了6个，嘉庆以为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可是腐败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嘉庆的意料。这阵反腐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甚至就连嘉庆自己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

　　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4万两之多。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31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布政使(职务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厅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10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连湖北布政使司(财政厅)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5000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此外，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嘉庆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面对如此的腐败，嘉庆决定广开言路，臣民皆可进言。嘉庆四年(1799年)，有一个叫洪亮吉的翰林院编修，一口气写了几千字上书，指责大清官吏或“模棱两可”，或“钻营投机”，或“苛且偷安”，并将矛头直指正在大力反腐的嘉庆身上，并批评他上朝迟，退朝后与俳优在一起玩。

　　嘉庆读完，怒发冲冠。洪亮吉居然将大清官吏中的十有其九斥为贪官，还矛头直指自己，于是，他下旨把洪亮吉抓入天牢。刑部审洪亮吉时，准备动用大刑，嘉庆及时派太监送来谕旨：“对读书人不可动刑。”可刑部仍以诽谤罪置洪亮吉于死地。对此，嘉庆踌躇再三，本来是自己提倡广开言路，如果真杀了洪亮吉，天下人会怎么议论呢?

　　于是，将洪亮吉发配充军去伊犁。恰巧，伊犁将军正好进京，为讨好嘉庆，便谄媚进言，自己愿制造个意外事故弄死洪亮吉。嘉庆勃然大怒，将其言抄送全国，并派人保护洪亮吉。在流亡了一年后，嘉庆五年(1800年)5月26日，嘉庆亲自给洪亮吉写赦免令：“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实足启沃朕心”。可见，嘉庆还是肯定了洪亮吉的反腐谏言。

　　嘉庆在位25年，其反腐行动一直没有中断，只是到了嘉庆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政府懦弱无能，官员颟顸愚蠢，加之经济衰退、社会混乱、民生凋敝，这些都是整个大清体制造成的问题，岂能单靠“打老虎”反贪就能解决。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