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

　　成都大慈寺有“震旦第一丛林”之称，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名僧辈出。建寺之人为魏晋时印度僧人宝掌，玄藏和尚在此出家受戒学习，道隆禅师到日本传法，与鉴真齐名。此次去成都，慕名而至，想一睹为快。因行程紧张，天不亮我即赶到寺院。还好，等了一会儿就开门了。对大慈寺有一些观感，几个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

　　现代化。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寺院用科技手段提升传教水平，比如光盘、念佛机、梵唱。而且礼佛方式也发生着改变，如用敬香代替焚香，用供米代替供香。当然，这也有利于生态文明。宗教传播者与时俱进，与网络信息技术融合得早且深。

　　生活化。佛教传来中国后，禅宗六祖使其中国化，《坛经》即为代表。从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到净慧法师“生活禅”的提出，一步步更接近生活。佛教由神秘走向大众，宗教生活一体化，更利于修心修炼，这应成为一个方向。

　　商业化。成都著名的太古里项目中有六个古建保护项目，大慈寺是其中之一。这种举措也正是探索宗教创意与商业模式的有机结合。如何在闹中取静，如何在商圈之中保护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新课题。如何打通现代与传统的分界，改变板着一副面孔说教或一门心思赚钱的故有模式，有待观察研讨。

　　国际化。文化具有世界性，在交流中才能成长壮大。正如佛教起源于印度，昌盛于华夏，传播于世界一样。文中介绍的三位，都是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与形象大使。人类大同当从心灵宗教入手。文化不能割断割裂，应进一步扩大内外交流。

　　明良千古

　　武侯祠有一扁额，上书“明良千古”四个字，寓明君良弼，千古垂范，意刘备为明君、诸葛亮为良臣，二人共事相交，值得千秋传颂。我对此是认可的。古往今来，君臣一场，善始善终的少之又少。

　　刘备是仁义之君。《隆中对》讲，曹操居天时，孙权居地利，而刘备占人和，信义著于四海，这一点都不假。三顾茅庐，求贤若渴;充分信任，放手授权;白帝托孤，始终如一。对于关张等兄弟们的不满，耐心说服。穷困之时，吴越一体，通达之时，君臣相亲，而非兔死狗烹，历史上的君王能做到此的又有几人?少之又少。从关羽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寻找刘备，也反衬出刘备是很有人格魅力的。

　　孔明是纯良之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命以后，殚精竭虑，使刘氏集团由小到大，由失败走向胜利，最终形成三国鼎立格局。即使托孤以后，也不废主自立、称寡道孤，而是恪尽职守，从一而终。且其严于自律，克勤克俭，挥泪折马谡，自贬三级;六出祁山，矢志不渝;诚心诚意，有始有终。

　　忠义千秋。三国演义在蜀汉，演的是个义字，义薄云天。仁义对民众，忠义对君主，仗义对兄弟。千秋大业一壶茶，万丈红尘三杯酒。人生天地间，当如是。可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淡泊名利，良知至上，良心至上呢?做官(经商)一阵子，做人一辈子，何时何地，做人做事，都不能放弃原则，不能丢掉底线。谁能心胸开阔，仁义诚信，谁就能成就大业。心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锦里

　　锦里民俗区，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一部分，由诸葛亮作形象大使，由杜甫亲自撰写“广告词”：“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在业内乃至国内外受到好评。但真正使其名声大振的当是文化创意，把明末清初川西民居和三国文化、成都民俗融为一体，这才是她的品牌核心。

　　文化情结。博物馆负责人定位明晰，要做文化，就要搞精品，打造百年老店、力求千年传承，而决不是以文化为包装、以房地产开发或商贸为主要目的。搞文化必须由懂文化的人来搞才行，必须有这个文化情结，而不是急功近利，效益(盈利)第一。

　　创意有根。以成都为例，太古里走的是高端商贸路子，宽窄巷走的是中档休闲路子。而锦里利用武侯祠与里坊制传统，展示三国文化与市井民俗，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搞文化创新必须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不能凭空想像，更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做项目要谋定而后动，项目前期要扎实再扎实。

　　高度融合。锦里把文创、建筑、园林、商业、公益等要素结合在一起，各要素相得益彰又相互促进。其本身就是一道风景，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充分展现了三国文化和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它还创造并展示了一种生活方式，即虽然并不富有，但没有经济压力，没有工作压力;虽然也有公务在身，但没有精神压力，也绝对拥有开阔视野的“慢生活”，是小富即安的闲适，也是不忘居安思危的进取。随遇而安，安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