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在父母患病住院期间请假到身边陪护已不再是奢望。记者从全国老龄办2017年全国“十大老龄新闻”发布活动中获悉，到2017年年底，已有8个省市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护理假制度。建立这项制度的省(区)市包括黑龙江、福建、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1月24日《广州日报》)

　　继把子女们“常回家看看”、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拒绝子女“啃老”等列入老年人权益法之后，又一条尊老美德被列为法律条文。有了“带薪陪床”假，可以在父母生病住院的时候，名正言顺地请“陪护假”，更好地照顾父母，多陪陪父母，多尽尽孝心。然而，在我看来，立法保障“带薪陪床”初衷虽好，但其实与立法保障“常回家看看”一样，仅仅依靠入法恐非治本之道。要真正保障“带薪陪床”有效执行，入法未必就能“药到病除”，仍需相应的配套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

　　带薪陪床，这样的“福利”温暖人心，看起来很美。但要看到，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年轻人就业压力普遍增大，许多年轻人身在外地工作，绝大部分子女并非不孝，只是社会发展及带来的激烈竞争令他们不能常陪在父母身边。现实当中，不少工作岗位需要有人在岗，例如公交司机、出租车司机、售货员、交警等等，由于岗位的特殊性，使得他们的工作在假期变得更加忙碌。即便有了“带薪陪床”的立法保障，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企业和单位是否真正执行，关键还得打好“落实”这张牌。

　　近年来，不少地方出台的类似于“带薪陪护”的政策五花八门，但真正落实起来并不是很理想。究其根源，一是政策本身的刚性约束力不强，二是监督疲软甚至不到位，三是用人单位的不够配合。种种现象不难看出，“带薪陪床”执行起来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要知道，就连带薪休假都遭遇阻力，何况是“带薪陪床”。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带薪陪床”究竟是将伦理和道德的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还是通过法律实践来倡导家庭伦理、促进亲情，这也是值得商榷之处。虽说现代社会离不开法律，但“徒法不足于自行”，在倡导法律的今天，“带薪陪床”同样需要道德、需要人性、需要情感的催化。尤其是对于陪床，更多则体现在亲情的柔性自觉，而不是法律的刚性介入。更何况，“带薪陪床”算是一件家务事，我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用法律去解决所有的家庭问题，总让人觉得有些牵强。由是观之，立法保障“带薪陪床”只能看起来很美，若整个社会大环境没有得以进一步改良，“带薪陪床”难免会沦为纸上福利，如此一来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法律并不是万能药，保障“带薪陪床”不是通过一条法律就能奏效的。唯有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拳，才能有望让“带薪陪床”这一福利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