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汪晓丽和北京某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一年的工作合同，双方约定好实习期为一个月，从2016年9月1日至9月30日。实习期间，汪晓丽表现优异，多次被领导委以重任。谁知，国庆放假期间，汪晓丽被确诊怀孕。之后劳务派遣公司便联合用工单位以“考核不通过”为由，单方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将汪晓丽辞退。为了证明自己是因为怀孕被辞退，证明用工单位的考核制度是临时编造出来的，汪晓丽将劳务派遣公司告上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试用期通过却怀孕

　　2016年8月15日，28岁的汪晓丽通过求职网站来到北京某劳务派遣公司应聘。此前，她做了多年文员，生完第一个孩子在家待了两三年后，便决定重新找份工作，让生活充实起来。

　　和用人单位见面后，汪晓丽谈吐得体、工作经验丰富，让劳务派遣公司的负责人十分满意。作为一家规模颇大的劳务派遣公司，公司每天都向一些用人单位输送各方面人才，算是行业内的翘楚，所以对员工的能力要求也很高。经过面试、复试后，汪晓丽被顺利录用，双方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一个月，从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过了试用期便正式转正。很快，汪晓丽便被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至零度公司任会议服务员。

　　很快，汪晓丽就做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同事和她相处得都很融洽，领导也多次在例会上表扬她。眼看着一个月的实习期即将过了，汪晓丽信心满满地对家人说：“这份工作我做得很开心，一年之后如果顺利的话，我还愿意留在这儿。”很快，试用期结束了，在此期间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汪晓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劳务派遣公司的正式员工了。

　　试用期一过，刚好是国庆假期，汪晓丽打算好好休息几天，假期结束后再努力工作，争取到年底的时候，能参加公司的升职考试。假期第二天，汪晓丽感觉身体不适，便来到离家最近的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她已怀孕一个多月了。

　　2016年10月8日，来到公司上班后，汪晓丽第一时间就去找了经理：“虽然我怀孕了，但是份内的工作我一定会努力做好，也会工作到生孩子前。”经理看了看她，沉默着半天没说话，之后打了个电话，对她说：“这样吧，你先出去工作，你的事过会儿再谈。”

　　当天下午，劳务派遣公司就给汪晓丽打来了电话，通知她回去参加公司的考核。到了劳务派遣公司后，一位姓杨的经理把她喊进了一间小型会议室内，递给她一张试卷：“当初你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好了，试用期后会有一个考核，你先把这份试卷做了。”汪晓丽看了看四周，只有她一个人参加考试，便有些着急地说：“我没有收到任何考试的消息，只有我一个人要考试吗?”杨经理不耐烦地摆摆手：“每个人都要参加，这是对员工的一项基本考核，虽然咱们是派遣公司，员工不是直接为我们公司服务，但不管是对你们还是对用工单位，我们都要负责任，考核过了才能正式上岗。当然了，答试卷的考核方式只是其中之一，用工单位那边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汪晓丽也不敢跟杨经理多争执，只好拿起卷子做了起来。幸好，这些问题她大部分都知道，花了40分钟，她便把试卷做好了。交完试卷后，杨经理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让她先回去等消息。

　　表现优异却被辞退

　　此后，汪晓丽又在零度公司工作了两天，并没有什么异常。哪知道，10月13日，杨经理打来电话通知她过去一下。到了之后，杨经理递给她一份解聘合同，让她去用工单位那边办下交接手续，把门禁卡留下就可以走了。汪晓丽懵了，自己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被辞退了，她直觉认为这事是因为怀孕而起，肯定是劳务派遣公司想到自己生孩子后单位会承担各种负担，联合零度公司找机会把她赶走。汪晓丽留了个心眼，悄悄地打开了手机进行录音。

　　杨经理语气强硬地说：“之所以辞退你，是根据综合考评来决定的，根据用工单位综合反馈的意见，你没达到他们的要求，所以不能继续留下来。”汪晓丽不服气：“我想问下考核的标准是什么?是我平时工作不到位，还是说那份试卷没有及格?就算开除我，也要给我一个理由吧!”“除了试卷考核，还有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多方面。”“可是在我入职前，并没有接到过任何考评的通知，如果你对我不满意，大可以在试用期结束后，就通知我走人，为什么试用期结束后，还继续让我工作?”

　　经理辩解道：“本来这份考核就应该在试用期内进行的，可是恰好遇到十一放假，所以才拖延了，但不代表这个考核不算数。当初你来面试的时候，我就再三跟你确认过，你有没有怀孕?你说没有，现在刚过一个月你就怀孕了，这是不是一种欺骗?”汪晓丽生气地说：“我来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虽然我现在有了孩子，但绝不会去影响工作。”杨经理说：“其他话不多说了，考核不通过，我们也没办法，合同只能终止。”

　　从劳务派遣公司离开后，汪晓丽并没有去办理离职手续，她愤愤不平地想，如果怀孕就遭辞退，那么女职工谁还敢怀孕。

　　之后，汪晓丽跟劳务派遣公司沟通过多次，她一再说自己身体已经稳定，绝对能把工作做好，但劳务派遣公司始终表示汪晓丽的工作性质是定位定岗的，一旦不能达到用工单位要求，也就不能继续留在那里工作，解聘既合理又合法。零度公司那边也表示，他们没有直接和汪晓丽签订合同，既然过不了他们的考核，退回原单位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劳务派遣公司和劳务者之间的纠纷，和他们无关。两边都在踢皮球，多方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汪晓丽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劳务派遣公司继续履行2016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支付生育津贴两万元。可经过审理，北京市房山区仲裁委驳回了汪晓丽的仲裁请求。汪晓丽不服，将劳务派遣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用工单位零度公司作为诉讼第三人。

　　为了搜集更多的证据，汪晓丽每天都在外奔波，她打听到劳务派遣公司从未对员工有过类似的考核，也没有出台具体的考核标准，这些考核只是针对她一个人的。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是在试用期结束后才知晓怀孕的，汪晓丽在律师的陪同下，请求医生给自己开了一份诊断书。

　　法院判决执行劳动合同

　　为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工作表现一直很优秀，汪晓丽找到同事小燕，希望她能为自己作证。一开始，小燕是拒绝的，虽然她和劳务派遣公司没有太大关系，但毕竟在零度公司工作，怕因为此事受到牵连。汪晓丽再三恳求道：“每一个女员工，未来都可能当妈妈，难道当妈妈了就要失去工作机会吗?”最终，小燕在证词中写道：“我和汪晓丽是同事关系，在她实习期间，领导多次在晨会上以及公开场合表扬她工作出色，我和她一起工作一个多月，从未见她出现过迟到、早退以及工作懈怠的情况，这些在公司的考勤表上都可以查到。”

　　2016年11月22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汪晓丽沉着冷静地陈述道：“我于2016年8月15日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之后被派遣到零度公司担任会议服务员，约定好试用期为一个月，从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而在此期间，零度会议公司对我的工作表现很是认可。而在知道我怀孕之后，劳务派遣公司要求我参加单独对我一个人进行的考评考试，并以考核未通过为由单方面将我辞退。”

　　劳务派遣公司的代理律师听后辩称：“我单位与汪晓丽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定位定岗的，比如说她担任会议服务员，工作的好坏，并不是由我们说了算，而是由用工单位试用一段时间后才能评判。之前，我们已经约定好，如果汪晓丽不能达到用工单位的工作需求，合同自然解除。根据用工单位反馈来的意见，汪晓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当然不能继续留下来。”对方说完，汪晓丽的代理律师立即追问道：“既然约定好试用期为一个月，如果当事人表现不好，为什么在9月1日至9月30日这一个月内不通知?10月8号汪晓丽继续来到零度公司上班，劳务派遣公司和零度公司均默认了她来上班这一事实，这便代表她已经通过了试用期成为正式员工。”

　　随后，零度公司出具了《物业管理部员工试用期考核评价办法》和《试用期员工考核评价表》，用这些来佐证汪晓丽没有通过他们的考核。

　　针对这些，汪晓丽的代理律师再次进行了反驳：“用工单位提交的《员工试用期考核评价办法》，全篇未出现任何单位名称及签章，如何证明这项制度是该单位的?当事人汪晓丽也明确表示从未见过该制度。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企业的规章制度要具有法律效力、有效约束员工，应当具备三个条件：规章制度的内容具有合法性，制定和通过应经过民主程序，应向劳动者公示。很明显，本案中用工单位的这个考核评价办法，在内容及制定程序上与法律规定完全不符，而且，没有证据证明零度公司向汪晓丽进行过关于考核的公示或告知，因此，该办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而无效的制度对员工来讲当然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零度会议公司作为用工单位，称对汪晓丽进行考核，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告知过考核的标准、依据、后果，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汪晓丽进行考核评分的具体依据，故该公司认定汪晓丽考核未通过、不符合录用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汪晓丽约定过试用期考核标准或录用条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告知过汪晓丽必须通过用工单位的考核、考核不通过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就以试用期未通过用工单位的考核、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解除行为违法。虽然劳务派遣公司从事的是劳务派遣业务，但并不意味着把员工派到了用工单位，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随之转嫁给他人。

　　2017年4月10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要求劳务派遣公司继续履行和汪晓丽签订的劳动合同，至于汪晓丽要求的生育津贴补偿，可以和公司沟通。判决结束后，劳务派遣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8月30日，法院作出终审裁决，维持原判。

　　2018年年初，汪晓丽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劳务派遣公司赔偿她生育津贴、补发工资、产检费用等共计6.5万元。

　　最终，经双方协商后汪晓丽拿到3.1万元的赔偿金，汪晓丽的维权之路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当事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