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辈子与英语翻译打交道

　　梁实秋一生在讲学之余，把英语翻译置于第一位，文学创作放在第二位。他的译作开始于留美时期，以后的岁月中不断有译作发表。零散翻译的有《呼啸山庄》等著名小说和西方一些文学理论专著约十数部作品。倾毕生之力完成的翻译大作是《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年底，胡适出任新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委员长，准备聘请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陈源等人，用5至l0年的时间，译出莎翁全集。为此事胡适特意致信刚到青岛任教的梁实秋商议编译事项。信中说：“最重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伯(陈源)试译散文体，或决定用两种文体。”可惜的是，合译计划一直没有实现。梁实秋决定自己一人动手，以每年两部的速度，18年译出中文译本。事实上到莎士比亚所著的37个剧本、3部诗集中文本出版时，已是1966年秋，耗时36年。

　　1936年，第一部《哈姆雷特》出版。抗战胜利时，已先后译出了《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等七部。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期间，生活相对稳定，梁实秋翻译莎剧工作进度加快，17年完成了其余各部。1966年8月8日，台湾的“文艺协会”“语文学会”“青年写作协会”“妇女写作协会”在“自由之家”举行了“梁实秋教授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庆祝会”，教育界、文学界、文艺界和不少要角赶来祝贺。在场的“立法院长”、当时“文学奖主持人”张道藩也在会上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

　　梁实秋一辈子和英语打交道，对英语研究之深、之透，深为同行折服，他编纂的远东类英汉词典更已成为许多华人学习、研究英语的必备工具书。

　　梁实秋从事工具书编写开始于到台湾后，第一本是为世界书局而编的《英汉四用字典》。1956年8月，出任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主任不久，他负责主编的《远东最新英汉辞典》出版。此书收录单宇1.1万余，并对单字单词的基本用法，通过举例作了详尽的介绍。

　　到1982年4月，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最新实用汉英辞典》为止，梁实秋先后编写和主编的辞书有《远东英汉字典》《远东迷你英汉字典》《远东英汉大辞典》《远东英汉五用辞典》《远东常用英汉辞典》《远东实用英汉辞典》《远东英汉、汉英辞典》《远东英英、英汉双解成语大辞典》《现代英文缩写辞典》《增订最新实用英汉辞典》等24本。所编辞典之多，即使在从事英语研究的专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梁实秋在英语研究和译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没有妨碍他做英语教学的普及工作，可以说他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举。一方面，翻译莎翁全集，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英汉辞书;另一方面，靠着对英语的深入研究和漂亮的文笔，编写和主编过不少中级、初级英语教科书。如《远东专科英语读本》《远东高中英文读本》《远东初中英语读本》《英语复习要点》《高中最新英文法》《初级最新英文法》等书，共计l0种46册。

　　四、“两次论战主角”带来了大影响

　　大陆时期，梁实秋在文学界、翻译界、教育界的名声，远不如作为“两次论战主角”的影响大。

　　1928年3月10日《新月》杂志创刊，在发刊中把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主张，称之为“下流的买卖、恶魔的势力”，以后“新月派”成员经常发表文章，指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进步作家。

　　在这中间，梁实秋异常活跃，是“新月派”的中心和干将，而鲁迅则作为左翼作家方面的坚强战士和旗手，所以在这场关于文艺性质的论战中，最为激烈的就是鲁、梁笔战。1928年6月10日，在《新月》一卷四期上，梁实秋发表第一篇挑战文章《文学与革命》，根本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存在，提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家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命令;文学家没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的使命。因而文学只有少数天才才能创作与鉴赏，因而文学不可能有阶级性，也不会有革命文学”。

　　1929年5月，梁实秋发表《论批评的态度》，次年6月又在《新月》二卷三期发表《论思想统一》，作者认为“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想不以为有多少文艺的价值。艺术的价值，不在做某项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12月又在《新月》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的硬译》，前者强调文学的标准是人性，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后者以反对鲁迅的“硬译”为名，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

　　鲁迅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批判梁实秋的观点。如《文学的阶级性》《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好政府主义》《资本家的乏走狗》等，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正如他所举的例子那样：“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不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论战到白热化程度后，梁实秋鸣金收兵，前往青岛大学任教。

　　这一60年前的公案，早有定论。毛泽东在解放初就指出：梁实秋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作为论战主角的梁实秋，在晚年屡次提到此事。

　　一是认为不存在“新月派”。他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话，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新月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创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的人所使用。”“我自己觉得处在左右两派之间，我批评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这些文字发表在《新月》上，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不代表‘新月’，我是独力作战的。”

　　事实上此事并不重要，气味相投的人，凑到一起办刊物，有“几个共同的理想”，“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发表的文章观点一致，内容一致，矛头一致，组成联合阵线，称“派”未尝不可。

　　二是认为自己的主张仅是追求“纯艺术”，别无他意。梁实秋如果真是追求“纯艺术”，从事“纯艺术”的写作，也是可以的。可他自己并没有这样，而是热心于今天指责这人、明天批评那人，能说是“纯艺术”的表现吗?梁实秋如果真是主张作家的“思想自由”，那为何不允许左翼作家具有“思想自由”呢?鲁迅说“新月派”以“刽子手和皂隶”的身份，为南京政府完成“维持治安的任务”，称梁实秋为“资本家的乏走狗”，当然用词激烈些，可梁实秋不也是骂革命作家为“苏联的走狗”吗?

　　三是梁实秋认为论战仅是学术之争，文学研究应有“多元价值”，而左翼作家硬要政治挂帅，成为敌我，形同水火，把论战的责任推到进步作家头上。他的话无视客观现实。大革命失败后，冒着被南京政府杀头的危险，左翼作家寻找新的文学道路;为国民党捧场，梁实秋他们贩卖从西方搬来的一套，双方发生冲突是必然的。也就是说这场论战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斗争在文学界的反映，并非一二人所为，并非哪一派所为。论战中，粱实秋的明智之处，就是在1930年夏主动离开上海，同年年底虽然还发表过“参战文章”，但人已退出论战主战场。以后，他对鲁迅也多少说过几句公道话，认为鲁迅的作品“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阿Q正传》更是上乘之作”。到台湾后，也有些文人喜好重做30年代初梁、鲁论战的文章，一再访问梁实秋。他没有同意，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禁书。”

　　第二次论战发生在抗战初期。梁实秋接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时，发表《编者的话》，意在征求稿件。文章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文章一出，不少有血气的作家、文人和各界人士纷纷谴责梁氏的主张，由此引发对梁实秋和所谓“抗战无关论”的批判。

　　在不断遭到批评的情况下，梁实秋还是能够修正自己的偏差，为宣传抗日出力。《平明》在他总编的4个月内，宣传抗日，反对、控诉日军侵略的文章、材料占一半以上。

　　应该指出的是，他作为全民族抗战阵营中的一员，能够坚持到抗战的胜利，还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在抗战统一战线中，身为“国民参政员”的梁实秋，与共产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1940年1月，国民参政会决定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梁为团员，前往华北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总部慰问，行程中有延安一站。对于梁去延安，毛泽东曾致电参政会说：“代表团中青年党的余家菊和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