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在男女婚姻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都存在这个观点：即这是一个男性的社会，男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休妻”就“休妻”，想“七出”就“七出”(古有七出之条，曰一无子，二淫乱，三不孝，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总之，全是男子的权利。而女子无论多么委屈，也只能被动地忍受，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能主动去爱一个人，更不能主诉离婚。

　　近来读书，发现以上观点有失偏颇。其实，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亦不乏自由婚恋的例子，女子的婚姻也并非全是被动的，她也可以主动去爱一个人，倘若婚姻不幸福也可以主诉离婚。

　　众所周知的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其实就是一位自由婚恋者。史料显示，李商隐二十五岁及第进士后，时任泾原(今甘肃泾川县)节度使的王茂元请他和另外几位进士到家中做客，席间王茂元的小女儿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李商隐，李商隐也对这位温柔美丽的女孩一见钟情，两人于是就谈起了恋爱，一段来往后，加之王茂元又非常欣赏李商隐的才华，就把女儿嫁给了她。

　　当然，李商隐的这次自由婚恋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当时朝廷中，由于存在牛(牛僧儒)李(李德裕)党争，李商隐的丈人王茂元属李德裕一党，得势后的牛僧儒一党见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就千方百计为难他，甚至长期不按规定给他这位进士安排职位授予官职。以至在李商隐三十七岁上，也就是在及进士第的十二年后，才授予他一个小小的县尉。

　　对于因婚姻问题所受打击，李商隐并未感到什么，而是坦然面对，他从不迁怒于妻子，反而认为，妻子生于富贵之家，婚前琴棋书画、金玉绫罗，婚后却荆钗布裙，而且长期忍受他在外漂泊的寂寞与孤独。妻子从未因自己穷困潦倒而有所嫌弃，非但如此，还以一颗相濡以沫的心来安慰自己，妻子在自己身上没有任何亏负。自己仕途不顺，穷困潦倒和妻子完全没有关系。李商隐在四川漂泊时写给妻子的那首著名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意缠绵悱恻就是佐证，颇有点“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的味道。

　　李商隐三十九岁那年，远在四川的他突然接到妻子病亡的消息，痛不欲生，拒绝纳妾，开始信佛，以至到四十五岁上悄然离世，终生都未再娶。

　　李商隐走了，但他的爱情故事和他的诗一并流传了下来。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自由婚恋的事例，也有许多主动提出离婚的事例。不过古代不叫“离婚”，而是叫“求离”“求去”。唐代有一篇名曰《秋胡》的文章写了这么一件事，大意是：秋胡结婚后，几年不归，秋胡的母亲就对秋胡妻说：“你年纪轻轻，不可独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婆婆体谅儿媳，劝儿媳改嫁，足见唐代社会婚姻的自由，足见唐代社会开放的程度。

　　就是南宋以来，理学兴起，出现了“泛道德化”的问题后，仍可见女子主动请求离婚的事例。史料记载，南宋时，有位周姓氏妇，初嫁曾氏，并生子，再嫁赵副将，于开禧二年(1206年)再嫁京宣义。此周姓女子三嫁他人，也没见到引起多大争议。周姓女子嫁京宣义后，再次提出离婚，理由是京宣义长期宠溺小妾，让她独守空房。而且他出外为官三年，也是带小妾陪伴，把她丢弃在家。审理此案的一位叫黄干的法官弄清原因后，即判二人离婚。因为宋代有一条法律规定：“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可以改嫁。”

　　《宋刑统》还规定：“夫妻若感情不相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什么意思?就是说，夫妻若感情不和，可协议离婚，法律不予干预。

　　从以上看出，在一些朝代，法律也是主张婚姻自由的，也是很注重感情问题在婚姻中的作用的。

　　“人性自古有情痴，此事无关风月。”爱情是一个神圣的字眼，一个人爱人或被人爱，是他(她)天然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两情相悦乃人之本性，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有某种道德上的约束而改变。道德约束虽然起一定的作用，但永远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许多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流传至今的戏剧《西厢记》《牡丹亭》等也给这种现象提供了佐证。那种认为历史上只有婚姻，没有爱情或者在婚姻问题上只有男性有权利，女子毫无权利的观点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