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民族哺育出伟大的儿女，伟大的斗争锤炼出伟大的英雄。在我国群星灿烂的现代画坛上，曾升起过一颗闪亮的明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宏大的爱国人物队伍中，曾行进着一位杰出的志士。他，就是蜚声中外、以“虎痴”闻名于世的爱国画家张善子先生。

　　艺术熏陶下的苦难童年

　　张善子先生是四川省内江县人，于1882年(光绪壬午八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诞生在内江县城内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贫穷的大家庭中。

　　张善子原名张正兰，单名泽，字善孖，晚年方改称善子。由于他后来喜爱画虎，曾豢虎以入画，尽得神韵，遂自号“虎痴”，时人皆尊称之为“虎公”。

　　张善子先生诞生之际，正是昏聩的清王朝日益腐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之时，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张善子的童年时期，家庭生活极其贫困。他的父亲张忠发(字怀忠，号悲生)，因在自流井经营井灶失败，只好回内江帮人挑水及收买破烂度日，收入十分微薄。幸好张善子的母亲曾友贞，自幼擅长绘画绣花，常帮人做些刺绣等活，并兼之售画，全家方得以勉强糊口。由于家庭贫穷张忠发夫妻所生九男二女，除次、三、四、八、九子及长女成活长大外，其他子女均在小时即遭夭折。张善子即张家次子，其八弟张正权，即是后来的国画大师张大千。

　　在贫困与苦难的重重打击下，张忠发夫妇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宗教，他们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年幼的张善子，常被父母带进教堂和各色各样的人一起，做礼拜，作祷告，祈求“天主”降福。但是，在苦水中长大的张善子，为人非常正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使他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愤懑与不平。因此当年流传在民间的那些“替天行道”，“扶弱济贫”的豪杰侠客的壮举，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自幼即喜任侠击剑”，行侠仗义，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社会，改造环境。

　　由于生活所迫，张善子刚懂事，就跟着母亲学习绘花作画，并很快成了母亲替人干活的得力助手。据其四弟张文修先生后来回忆：“先兄日依(母亲)膝下，观摩十载，即能做大幅。”他母亲曾友贞，是把张善子引上艺术道路的第一位老师。著名诗家谢玉岑先生也谓：“曾太夫人，以工笔花鸟，负大名于蜀。”由此可见曾友贞的艺术才能是不低的。因此，在这位“身擅绝诣”的母亲的悉心培养下，张善子从小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和严格的训练。由于张善子肯学肯钻，不久就在地方上有了一些小名声，常有人专程前来求画，这对于他后来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带头打教堂的青年

　　张善子先生稍长，在友人的资助下，得进内江师范学校读书。他知道这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发愤学习，努力攻读。据《张氏家谱》记载，张善子由此“通五经百家，学东西洋语言文字”，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数年后，张善子以优异成绩从内江师范学校毕业。后经友人介绍张善子在内江小学与内江中学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工作。

　　十九世纪末，四川人民愤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与剥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巴蜀各地打教堂、逐教士、殴教棍的事件此起彼伏。1898年，大足群众在余栋臣等人的领导下，爆发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反洋教武装大起义，震惊全国。四川各地这一系列的反洋教斗争，对于出身在教徒家庭的张善子，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善子虽说是从小在教堂长大，成年后也经常出入教堂，教内也有不少朋友，但他所接触的多是下层穷苦教民，对洋教士们作威作福、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很气愤，加之在当时流行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书刊的教育影响下，他已认识到帝国主义传教会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正因为张善子是从教会中来，他更懂得当时教堂中的阴森与黑暗。因此，在这场斗争中，张善子勇敢地站了出来。1899年，他率领了二百余名青年奋勇攻打大足教堂，殴逐教士，酿成了著名的大足教案，有力地配合了余栋臣反帝再起义。年仅十七八岁的张善子，就已在爱国反帝的斗争中显露头角，初展才干。

　　二十世纪初，在卖国王朝的血腥镇压下，四川的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都失败了，中国人民更沉入了苦难的深渊。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年轻的张善子怀着苦闷的心情，毅然告别了家乡和父母，浮槎东渡，去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中的先锋

　　到日本后，张善子先入明治大学经济科学习，准备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由于对美术的爱好，他又进该校的美术专修科学习绘画。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发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号召。张善子闻此极为兴奋，热烈拥护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决心追随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在友人的介绍下，张善子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与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于右任、杨杏佛、张岳军、张治中、许世英等诸人时有过从，成了四川省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

　　1907年，张善子从日本回到祖国。他积极参加了同盟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并提倡“尚武精神”，先后参加了四川反清武装起义和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反帝爱国斗争，并在内江多次刺探过朝廷特使端方的活动，曾被推选为四川省谘议局议员，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后，鉴于张善子在革命中的突出功绩，加之他又以“兵学专长”，遂被委任为独立后的蜀军第一师第二旅的少将旅长。据记载，张善子曾“屡树战功”。

　　讨袁斗争中的勇士

　　1913年，衰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宣布解散国会，实行独裁，准备复辟帝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四川，蜀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顺应民心，自任川东讨袁军总司令，树起了巴蜀反袁讨袁的大旗。张善子在军中素以“正色谋国、扶持民气”著称，他斥退了袁系爪牙的收买，不顾个人的安危，勇敢地率部参加了熊克武领导的四川反袁讨袁的斗争。

　　惜时未久，讨袁失败，熊克武被逼出走南洋。袁世凯对张善子恨之入骨，以万金悬赏，欲得其首方休，并亲笔手谕晓示各地：“捉拿张善子，就地正法。”在这种情况下，张善子被迫逃回内江老家，藏入山中游匿躲避。此时八弟张大千不过十四五岁，每天穿坟山，走小道，冒着危险，为张善子送衣送食，通风报信。还在辛亥革命前，其母曾友贞曾忧心忡忡地说过：“家中子弟，个个驯良，唯有善子嫉恶如仇，又加入了革命党，将来难免有抄家之祸。”果不其然，张善子的内江老家，曾经两次被抄：第一次在清末，是为了革命;第二次即为此时，是为了倒袁。尽管经受了种种坎坷，但张善子先生的爱国初衷，有增无减。

　　由于官府搜捕的风声愈来愈紧，张善子不得不再次逃亡日本。在日期间，他刻苦攻读，学习技艺，尤热衷于绘画，创作了不少的作品。

　　1916年，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张善子遂于次年回到四川。在内江家中，张善子见八弟张大千聪明好学，志在绘画，且渐次长成，旋于同年带大千再去日本，在京都等地学习染织技术和美术，时时耳提面命，精心培养。凡大千喜爱之古今书画金石，莫不全力授求以供，生活上则更是关怀备至，不使有点滴后顾之忧。这些都对大千的早年成名关系极大，因而后来张大千常对弟子们说：“我之所以绘画艺术有此成就，是要感谢二家兄的教导”，“我的画，是我的哥哥教出来的，你们拜我为师，亦须拜我的哥哥善子”。

　　“俱著政声”的民国官员

　　1919年，张善子偕张大千从日本归来，将张大千留在上海，拜衡阳名士曾农髯为师，学习书法，他自己则只身回到了内江老家。

　　回四川后，张善子却不过当地政府的一再聘请，历任了四川乐至、南部、阆中、乐山、蓬溪、遂宁、三台等县或盐场的知事，在盐务方面，颇多革兴。

　　1922年，因张善子的政绩显著，从三台县任内直调北京，出任总统府谘议，后又陆续出任了财政部佥事、国务院谘议、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等职。历时不长，张善子又外放察哈尔省，先后担任了丰镇、兴凉城的清丈局长、察哈尔造币厂总务科长、商都县长等。张善子在各职任内，甚得民众好评，“俱著政声”。

　　张善子在繁忙的政务之外，仍在不断地研习艺事，描绘丹青。此时他在艺坛上已经较有名气。平时官场同好，上司下属，也不乏常有求画之人。张善子在各地任内，借巡视工作之便，也尽情饱览了锦绣山川、古迹名胜，访察了民间疾苦，风土俗情。这使他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反映在他的画幅上，也使他更为注意联系社会的实际生活，了解百姓的疾苦。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进行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猖狂活动。而在国民党各级机构内，贪污舞弊、腐化堕落的事件层出不穷，官场倾轧、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丑闻不断。加之当时军阀割据，连年内战，人民又沉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正直的张善子看不惯这些黑暗现象，却又感到个人实无回天之力，只觉“不乐与不了之鸡鹜争食”，耻于再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为伍。因而在八弟张大千的多次催促下，张善子遂以回家奉母为由，愤然辞去了一切职务，于1927年退隐上海，与大千共同潜心研究艺术。后来，虽然南北政府均曾多次促请张善子出山，但都遭到了他的婉言谢绝。然而，他却高兴地先后接受了上海艺专、新华艺专及南京中央大学等校的聘请，担任艺术教授。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为发扬我国的传统艺术而努力。

　　黄埔滩头的卖画者

　　张善子先生虽然为官多年，却依然是两袖清风。在他退出政界后，因生活所迫，及兴趣使然，即在上海等地靠写字卖画为生。因其丹青出色，生意倒还兴隆。尽管他从此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职业画家，但他的爱国之心、忧民之情，仍丝毫未懈，炽热如初。

　　到上海不久，张善子即同张大千一起参加了由国民党左派经亨颐先生组织的“寒之友社”。这是一个抵制当时黑暗势力的画社，社名取岁寒三友之意，参加者均是志趣相投的书画界名流，如何香凝、李叔同、于右任、柳亚子、陈树人、玉祺、夏丐尊、黄宾虹、潘天寿等。社友们在此借行书作画，交流书法，研究画术，抒爱国之衷肠，倡高尚之情趣。张善子入此社后，获益良多。稍后，张善子又与谢玉岑等发起组织了“九社”，九位社友以年龄长幼为序，有汤定之、谢公展、张善子、符秩年、王师子、郑午昌、陆丹林、张大千、谢玉岑。大家经常在一起聚会，谈诗论画，切磋画艺，抨击时局，相得甚欢。

　　在艺术上，张善子因幼承家学，功底深厚。他成人后，又先后拜了名学者傅增湘与曾熙为师，一经名师点拨，愈觉如虎添翼。在傅、曾二师的指导下，张善子从书法着手，兼习古文，主攻书画，博采众纳，练就了一手魏碑兼隶风的浑厚有力的书法，并培养出对书画鉴定的精深造诣，深得时人注目。

　　二十年代后期，上海美术界曾掀起过一股“学石涛”风。张善子与张大千因素喜石涛，这时更是刻苦钻研。他们以石涛为中心，兼学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石谿、唐寅、青藤、白阳，以及江南诸名家的作品，从清初上窥元宋，悉得前人奥秘，成了国内研究这方面的名家。古画一旦他们经手，便能断定真伪。当时上海、北京等地古画商收购了石涛等人的作品，亦多请他们评定，事后往往在画上标明： “此画已经张善子(或张大千)先生过目。”以示货之不讹。由此可见，张善子之才能，在当时已成一绝。

　　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俩在精于鉴赏的基础上，苦学精研，临摹了大量石涛等人的作品，其用功之良苦，异乎寻常。学到后来，张善子兄弟对宋元以来的古典绘画达到了极为熟练的程度，他们仿石涛的画，或由自己构思按石涛技法所作的画，竟然可以乱真，即使是一些对中国画很有研究的中外人士、学者专家，也多被弄得真假难辨，纷纷视为珍品，用高价购得其仿作，当真迹妥藏饱览。为此，陈散原老人曾赞誉张氏兄弟，称他们是“画笔冠时”，而“张氏二雄”的称呼，也自此在画坛上不胫而走。

　　正因为张氏兄弟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1931年，在全国第一届美展之后，张善子、张大千被推举为中国唐、宋、元、明等历代名画的展览代表，代表中国美术界，双双赴日参加国际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