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忆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1980年8月31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作的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至今仍感到振聋发聩。邓小平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若干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比如，“权力过分集中，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产生特权”的观点;比如，“领导干部的职务必须有任期，谁也不能是无限期的”观点;比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的观点;比如，“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价值。

　　重温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使我思考到一个问题，即中国的贪官为何频发的问题。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分析，找出其背后的原因。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条河里死一条鱼，这是鱼的问题，一条河里成片的死鱼，这就是水的问题。”中国贪官频出，当然主要是他本人的原因，因为偷东西可耻，这是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何况是巨偷、大贪，何况这些人都是握有重权的“人民公仆”。而体制形成的弊端恐也难逃干系。这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请问，我们的选人用人制度的某些方面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一些人本已“病”得很重，仍然得到提拔，并一直爬到高位?而且这种“带病提拔”长期得不到纠正?须知，就是在我国的封建社会，被推荐人出了问题，推荐人都要负连带责任的。当年，唐代名相张九龄为何被唐玄宗赶出朝廷?其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推荐的一位叫周子谅的人犯了法，所以唐玄宗才把他赶出朝廷，外放到地方为官。张九龄是唐代的名相，深得唐玄宗的器重，但即使是这样，一旦在推荐上出了问题，唐玄宗也毫不客气，照例照章办事。当然，此时的唐玄宗是在执政前期，正是励精图治的时候。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则是，不论任用人上出多大的问题，都少有人去承担责任，甚至连一篇像样的检查也少有人去写。用人出了问题，板子不能打到人的屁股上，这是用人体制的问题。这样的用人体制所带来的岂不是用人失误的频出?岂不是干部的“越腐越升”?

　　西方国家不是什么都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国家包括我国的香港较少出贪官。何原因?皆在于他们官员的手中没有那么多集中的权力，皆在于他们用钱都得经过议会批准，皆在于用人机制透明，而且权力必须接受监督。丹麦38岁的前女首相萨林为何被迫辞职?其原因则是她用公款买了几盒巧克力，此事被新闻媒体在她的消费账单上查到，穷追猛打，尽管萨林解释说她是把公用卡和自己的个人消费卡弄混了。但弄混了也不行，舆论紧追不放，萨林被迫下台。

　　而我们中国则是权力过于集中在个别人手中，而且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行使既不透明，又缺乏监督。对此，坊间有段子这样戏谑：“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可谓既形象又经典。

　　事实证明，无论任何国度，高度集中同时又失去监督的权力，才是一切腐败的根源，才是贪官频出的根源。所谓“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而且经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最难能可贵的经验之谈。而这样的“经验之谈”早在40年前邓小平在他的那篇重要讲话中就有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学习或学习不够罢了。

　　重温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讲话，我看就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