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黑恶势力作为社会的一大毒瘤,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而且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人们无不对此恨之入骨,却往往是敢怒不敢言。
西汉时期,由于官府“无为”,以地方豪强为主体的黑恶势力猖獗,一度遍及京畿及洛阳、济南、太原、大梁、河内等地,本该是首善之区的京畿,实际上却是“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二千石莫能制”。意思是,那些野蛮生长的黑恶势力,连享有二千石俸禄的高官都拿他们没办法。
汉武帝时,河内轵县黑恶首领郭解,司马迁亲眼见过,说他身材短小,谈吐平庸,但在此平平外表下,却“阴怀贼害之意”,稍有不快便白刃相见,“所杀甚众”。逐渐地,河内的黑恶分子皆为郭解所操纵,甚至洛阳地区发生械斗,当地大亨多次调停无效,也要请他前去摆平。
汉宣帝时,涿郡西高氏、东高氏,皆为“豪侠”大族,他们垄断市场、非法经营,郡府以下各级衙门的官员都因害怕而躲着他们,宁可辞官不做。为此,朝廷也不能得罪这些大家族。前后派来几任郡守,都斗不过这两大黑恶家族,其他坏人也趁机违法作乱,当地治安极其混乱,老百姓出门行路都很不安全,只能手持棍棒自我防范。
明末清初时,江南就有“打行”,以受雇行凶为谋生手段。“打行”殴人,并非将人当场打死,而是有秘不告人的办法:拳击落点,或胸、或肋、或下腹,使人内伤,在算定的期限内死亡,或3月后死,或5月到1年后死。倘受害者家属以人命控诉,早已过了验伤期限。倘被打后立即告状,要求验伤,外表却又看不出痕迹,“以故其党跳梁市肆中,众皆摇手而避之”。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代的这些黑恶势力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与官勾结;二是组织严密;三是无恶不作;四是手段残忍。这些黑恶势力所引发的天怒人怨,往往会危及政权的稳固,历代王朝及官府不得不出手进行打击。
据记载,当时晋国处于鼎盛时期的郤氏家族,在各个方面都表现的盛气凌人,侵霸他人田土,强夺他人妻室,晋厉公以郤氏“族大、多怨”为由,在栾氏家族的运作下,在胥童的直接操作下,于公元前574年诛灭了郤氏家族,从此曾经一家出过两位宰相的郤氏家族以灭门为代价退出了晋国的政治舞台,这是我国史书中关于打击黑恶势力的最早记录。
西汉汉景帝时期,诸侯王以及豪强、外戚横行霸道,目无王法。济南郡有个姓“瞷”的大家族,共300多户,盘踞一方,为非作歹,属于典型的黑恶势力,几任太守都整治不了他们。汉景帝得知后,便起用能吏郅都。郅都上任后不久,迅速采取雷霆手段,诛杀瞷族的首恶分子,该家族其他成员,吓得两腿打颤,不得不规矩起来。郅都在济南郡待了一年多,达到了路不拾遗的治理效果。他的治理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直接抓人杀人。这样一来,不仅本地的涉黑涉恶之徒被震慑住了,连周边十几个郡的太守都很紧张,把他视为上级。
西汉汉宣帝时的京兆尹赵广汉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堪称“打黑能人”。公元前71年,赵广汉任长安城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尹。长安城居住着皇亲国戚及达官贵人,加以宾客恶少横行市井,盗贼奸人藏匿民间,社会治安最难治理。赵广汉代理京兆尹时,手下的京兆掾(官府中的佐助官吏)杜建是个地头蛇,上通宫中权宦,下结宗族宾客,还招揽了一批党羽,鱼肉百姓。赵广汉先是对其加以训诫,告诫无效后,便将他抓捕入狱。这时,先有宫中的大宦官出面说情,赵广汉不予理睬,顶住了压力。接着宗族党羽又企图劫狱,赵广汉掌握了他们的计划,派人严词警告说:“如果你们胆敢轻举妄动,将会犯下灭族之罪。”赵广汉对杜建予以从重从快判决,斩首示众。此举震动了京城,可谓大快民心。
一代枭雄曹操曾是东汉末年的打黑干将。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23岁时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到职后,立即开始严肃法纪,并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为非作歹,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因此得罪了蹇硕等权贵。但碍于其父曹嵩的关系,曹操被明升暗降,调至远离洛阳的顿丘(今河南清丰)。但曹操并无后悔,儿子曹植23岁时,他写了一封书信《戒子植》:“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武周时期的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治国方略沿袭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其政治被称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当时在汴州(今河南开封)有个黑老大,和武则天儿子重名,也叫李宏。这个李宏凶悖无赖,狠戾不仁,经常骑着高头大马,游荡于作坊商店,通过伪装恫吓的办法骗取各种税金,动不动就叫人交他数百贯钱。他强行借买卖人的钱数以万计,从不偿还,各商行组织对他又恨又怕。任正理就任汴州刺史后,有人向他反映黑老大李宏黑恶行为。他上任仅十几天,便派手下的小吏捉拿李宏,问明案情后,判杖刑六十。最终,李宏被乱棍打死。汴州工商界人士皆大欢喜,饮酒庆祝。
明朝嘉靖皇帝统治时期,家住秦淮河边的国子监监生邓玉堂,是个富二代、官二代。这位在国内最高学府读书的黑老大,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来为他充当保护伞,手下养了几十名恶棍,还有一群假冒各种职业的探子,专与各地来南京做生意的商贾结交,设法套取他们的乡里,姓氏和祖、父名字等私密信息。之后,伪造他们先人向邓玉堂借贷的字据上门索债。商人看到这些借据,大多真伪难辨。这时候,邓氏团伙便纷纷出动,有的恐吓威胁动武,有的居间游说分析利害,身处异乡的商贾自忖淫威难抗,只好就范。有的商人看出破绽不肯吃哑巴亏,这些恶棍一拥而上,将之关进邓宅水牢,商人怕死在匪窟不得申冤,被迫付“债”赎身。后来,京师陈御史到金陵巡视,打算为民除害,但怕邓玉堂的靠山太多,公开抓捕非常麻烦,于是派人给他送了一道帖子,让他速速前去拜见。邓玉堂心想,自己果然在金陵城势力很大,连京师来的御史都要和他搞好关系。邓玉堂刚进门,御史就派人把他的头巾衣服退掉,捆在庭院里。案件审理完毕,御史随即把邓玉堂乱棍打死。邓玉堂生前骗来的田地房屋和强夺别人的妻女,都逐一发还给原来的主人。
清朝时期,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由于清政府站稳了脚跟,反清复明宣告破产,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为纯粹的黑帮。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俨然成了“二政府”。当时,慈禧需要一个有手腕的大臣镇守中国南部,斟酌再三,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都督。李鸿章到任后,感受到广东的黑恶势力的猖獗,已经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下定决心一定要打掉这些黑恶势力。从1900年1月18日起,李鸿章召集广东省的陆海军以及乡勇民兵,准备雷霆“打黑”。指挥着军队在广东各个地区逐个击破,地毯式推进,一时间,广东的各大黑恶势力土崩瓦解。不到6个月,各种黑社会分子被杀6万余名。李鸿章的这次打黑行动,使得当地的百姓能够过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当地的富商和百姓都十分感激李鸿章。
历代王朝及官府尽管对黑恶势力进行频繁打击,但却因为受到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对黑恶势力难以做到除恶务尽,始终处于恶性循环状态。而今天我们所进行的“扫黑除恶”,不但有广大的民意基础,更有强大的法治力量,我们坚信,随着“扫黑除恶”不断向纵深发展,我们的政治将更加清明,社会将更加安宁,经济将更加繁荣,人民将更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