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位掌握着这样那样权力的人来讲，如何对待权力，始终是其执政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后人评价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哪位是“明君”，哪位是“昏君”，那可不是他皇帝老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那是人们的评价，尤其是后人的评价。

　　我们说，汉文帝刘恒是位“明君”，皆因为他在任上所做的事情证明了他是一位“明君”，皆因为人们从他所做的事情中品味出了他是一位“明君”。从大的方面来说，刘恒和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开创了“文景之治”，使汉初百废待兴的中国呈现了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第一次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时期，可谓功不可没;从小的方面来说，此人律己严，正人先正己，立国先立家，也使他得分不少。

　　举个例子，刘恒的皇后窦氏有个弟弟叫窦广国，河北武邑人，非常贤明，刘恒想几次任命他为相，但都顾忌到他是皇后的弟弟，怕世人说“偏爱”，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以至最后都没让他当成丞相。对此，惜墨如金的《资治通鉴》专门记载道：“文帝后元二年八月(公元前162年)，丞相张苍免。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为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

　　文帝为何迟迟不敢让皇后之弟为相，答案其实很简单：畏权力，畏人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皇权至高无上且没有任何监督的条件下，文帝能做到如此的慎权慎言难能可贵。其不但对过去，就是对现在乃至将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们说，隋炀帝杨广是“昏君”，也在于他在任上所做的事情证明了他是一位“昏君”，也在于人们从他所做的事情中品味出了他是一位“昏君”。后人为何称他为“炀帝”?皆因为炀帝的“炀”字颇有讲究。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资治通鉴》语)。既然“炀”字有这么多贬义，那就非扣到杨广头上不可。

　　举个例子，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天下已经大乱，所谓“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是也，可炀帝杨广不管这个，仍一心想着江都宫(今扬州)的美女，再次要游江都。建节尉任宗看到炀帝如此的不问国政，上书极谏，炀帝大怒，“即日于朝堂杖杀之”。接着奉信郎崔民象以“天下已经大乱”为由再次上书极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用刀把嘴两边割开)，然后斩之”。任宗和崔民象两位谏官的惨死，再一次证明，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个人的安全不是系于自己的无罪，而是系于所谓“人主”的高兴或不高兴。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有道是：“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皇帝杀谏官，是历朝历代的大忌，是一个朝代阻断言路的标志，也是一个朝代政治黑暗腐败最为集中的体现。可隋炀帝杨广看不到这些，谁敢提意见就杀谁。岂不知，在人类社会，点亮世界的永远是诤言。炀帝既然不惜以杀人而拒谏，那么，他就只能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后的事实证明，他这一次去江都宫就再也没能回来，被部下宇文化及等人杀死于江都宫，死前照着镜子曾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砍之。”其罪生梦死状跃然纸上。

　　畏权，是一个当权者头脑清醒的表现，也是政治清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其明白：再风光的权力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造福人民，用得不好，也会祸及己身。因此，历来的精明之士，在权力的运用上，无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与此相反的则是滥权，以权谋私，以权渔色，以权办一切坏事，这样的人，虽然一时风光，但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朝的刘恒可谓大聪明，而隋朝的杨广则只能说是小聪明。

　　汉文帝刘恒敬畏权力，不但成就了一番事业，而且还落了个“明君”的雅号;而隋炀帝杨广滥用权力，视谏官谏言为仇寇，不但把好端端的一个隋朝搞得天下大乱，而且还落了个“昏君”之名，个中道理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