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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任仁:积极响应中共和平主张的民主派人士
 
◎吕传彬

  1949年9月,北京,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在举行。

  一位年过六旬,身着朴素士林布长衫、白袜青布鞋的慈颜长者走上讲台朗声说到:“……广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故旧同事们,乡亲们,时不我待,认清形势,起义投诚,自觉向共产党、向人民靠拢,是唯一出路,请相信我的话,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是以诚相待,一视同仁,既往不咎……”

  语重心长、亲切诚挚的桂北乡音,通过无线电波,在尚待解放的广西大地回响,在湖南解放后悉数退回广西老巢、准备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桂系军政人员心头震响……

  国民党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周祖晃率部在桂林附近起义投诚。

  国民党桂西军政区中将司令官莫树杰率部在南丹附近起义投诚。

  国民党滇黔桂边区司令官张光炜率部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1949年12月,广西全境解放。

  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桂系高级军政人员每谈到当年的抉择,无不感慨:“我们起义投诚,首先是全国解放形势所使然,尤其是听了李重老在全国政协发言的广播,又听说他当了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们才最后放下了心……”

  那位老者,就是李任仁,字重毅,人尊称“重老”。他是白崇禧的老师,广西政界德高望重的元老,在全国享誉甚高的广西进步民主派的代表。

  二

  1886年农历五月,李任仁出生在广西临桂县会仙乡塘边村一个乡村中医家庭。因家境贫寒,李任仁只读了一年私塾,就不得不辍学,十四岁到一家中药店铺当了小学徒。劳累之余,他喜欢读书,常常是手不释卷,直到深夜。

  十六岁那年,李任仁的父亲遭遇牢狱之灾,老人把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家无功名,决定再送李任仁读书。两年后,李任仁考中秀才,回乡创办会仙小学堂,白崇禧是第一班学生。在这里,李任仁与白崇禧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也就在这时,李任仁开始阅读同盟会的革命书刊,毅然剪掉了头上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辛亥革命爆发前一年,李任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中山先生在屡屡失败中觉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谭平山委任裴邦焘先生(国民党左派)和李任仁为国民党桂林县党部负责人。

  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桂林全城沉浸在悲恸中,已任桂林县知事的李任仁含泪提议,在桂林王城内修建中山公园,建立中山纪念塔,并把玉皇阁改建为中山纪念馆,以示继承中山先生遗志。

  李任仁先生的提议得到了白崇禧、刘斐等人的积极赞同。建成后的中山纪念塔与高耸的桂林独秀峰并峙在碧波荡漾的月牙池畔,象征三民主义的棱形三面塔身直指蓝天。

  在李任仁建议下,李宗仁、白崇禧率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广西兵以英勇善战在北伐军中小有名气。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党员李征风、国民党桂林县执行委员裴邦焘等相继被捕。李任仁也上了“清党委员会”的黑名单。后来李征风、裴邦焘、苏鸿基等同志先后被杀害,李任仁不得不只身北上,到正率兵进行笫二次北伐、沿平汉路追击北洋军阀张宗昌部的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处避难。

  一个奇寒的冬日,李任仁来到北京西山碧云寺,瞻仰中山先生遗容。他徘徊在灵前,百感交集,涕泪纵横,特摄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词:“孰为真革命,孰为假革命,总理在天之灵可鉴焉……”

  三

  1931年6月,出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的李任仁,借新桂系重新统一广西,急于培养“对内加强广西的统治,对外跟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人材之机,聘请了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杨东莼出任师专校长,并由杨先生邀请了薛暮桥、夏征农、朱克靖、杜敬斋等一批中共党员或左派进步学者来校任教。广西师专成为除苏区外,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民主思想,实行科学教育方针,学风端正,思想活跃的高等学校。

  桂系中的顽固派对此极为仇视,攻击咒骂李任仁“引进共产党,想赤化广西”,并到白崇禧面前告恶状。

  1934年的一天,白崇禧突然到师专视察,在列队欢迎的老师中认出了化名为朱笃一的朱克靖先生。白崇禧大为恼火,顽固派乘机再进谗言。终于,杨东莼、朱克靖等被一一“礼送出境”,李任仁被迫辞去教育厅长职务。但他说:“厅长可以不做,在广西积蓄力量,进行改革,从事反帝、反封的主张和行动,我是坚持不会放弃的!”他咏物抒怀,写诗一首:

  秀色平凡不入时,

  终年绿叶护疏枝,

  落花满地谁为惜,

  结果酸甜只自知。

  继任校长罗尔棻先生就职前到会仙乡下拜访因病回乡的李任仁,李任仁还再三嘱咐:“杨东莼校长在师专并没有任何秘密活动,只是允许学生自由研究罢了,你去了看看就知道。你到职后,希你对教师、学生本着爱护之旨予以对待……”

  1935年,李任仁先生再次出任教育厅长,又邀请老同盟会员、曾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一贯思想进步的陈此生出任教务长,并由陈先生聘请陈望道、邓初民、马哲民等一批很有权威的进步学者前来任教。

  广西师专培养出来的不少学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或成为中共党员,或成为民主战士,这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四

  “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桂系实际分成了两派。

  一派真诚拥护中共抗日救国主张,真心实意与中共合作共赴国难,救国救民。李任仁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1937年8月,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同志到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谈判合作抗日事宜,并专程到会仙乡下拜访了李任仁先生,畅所欲言,共商国是。李任仁对中共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当时他曾激动地赋诗一首,其中有句:“涓涓已兆江河决”,他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必将形成势不可挡的洪流,他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另一派则借国共合作抗日,达到巩固加强广西地方实力,进而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目的,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广西省主席)。在李、白主张下,1937年10月7日,“广西建设研究会”正式成立,意在对付蒋介石。虽然会长是李宗仁、副会长是白崇禧、黄旭初,但实际主持会务的是常务委员李任仁和陈劭先。他俩努力把研究会办成一个利于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

  杨东莼、张志让、张铁生、胡愈之、千家驹、夏衍、邵荃麟、欧阳予倩、金仲华、范长江等一大批中共党员和著名进步人士被“广西建设研究会”聘为研究员;胡愈之先生任文化部副部长,千家驹先生任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铁生先生任编译室主任。

  研究会每月编辑出版《建设研究》和《时论分析》两种刊物。前者由研究员供稿,张铁生、张志让、千家驹、周钢呜都是主要撰稿人;后者分成“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专栏,每期摘录各党各派的言论,其中延安方面的言论,外界不易看到,最受欢迎,多引用延安材料,帮助读者判断是非,作出正确结论。这两种刊物,每出版一期,都要以参议员的名义邮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在李任仁支持下创办的“文化供应社”还出版发行了大量进步书刊,推动抗日进步文化运动。

  “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甚至把它当成中共外围组织,先后派军统特务头子何浩若、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及文化特务头子朱家骅到桂林调查,图谋对付。李任仁先生借用蒋桂矛盾,凭借自己在广西的特殊地位,巧妙周旋,多次化险为夷,一直坚持到1944年湘桂大疏散。抗战时期,桂林能享有“大后方文化城”的盛誉,李任仁先生的功绩是卓著的。

  1939年9月,中共参议员董必武先生在国民党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由各省参议会发起组织“宪政期成会”,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独裁专政局面,早日实行宪政。1940年2月,延安成立各界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致词:“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

  早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深恶痛绝的李任仁先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的身分挺身而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1940年5月28日,广西宪政协进会(为避免顽固派攻击,特把“促进”改为“协进”,以显不同于延安)在桂林乐群社正式成立,李任仁先生主持大会并当选会长。大会通过了经张志让、陈劭先、杨东莼、陈此生等反复推敲,李任仁定稿的大会宣言,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新华日报》《广西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长达四千字的大会宣言和理事会名单。

  蒋介石对广西宪政协进会的成立大为震怒,国民党中央党部专电白崇禧、黄旭初和广西省党部,严令禁止宪政协进会活动并予以取缔。广西宪政协进会终于被扼杀,但它的成立和被强行解散,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李任仁信念更坚定了,他并没有停止斗争。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桂系与蒋介石中央政权公开合流反共,开始在广西境内实行反共方针。桂林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大批在桂的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处境危急。但蒋桂毕竟有矛盾,反共虽一致,程度却不同。在李任仁先生等晓以大义的说服下,桂系当局采取了“以礼相待,送客出门”的方针,李任仁先生四处奔走,想方设法,筹集路费,代买飞机票,终于掩护这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全离境,后来他们大部分去了香港,开辟了另一条战线。

  蒋介石十分清楚李任仁先生在广西的地位和作用,也清楚李任仁先生的为人,要使李任仁先生为己所用,威逼是绝对不行的,只有利诱。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大七次会议上,选举李任仁为中央委员,几乎同时,国民政府又任命他为立法委员,月薪六百七十五银元。李任仁先生力辞不就。1938年4月,李任仁先生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相邀到其官邸恳谈,力劝李任仁先生在重庆任职,李任仁先生婉言谢绝。1938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桂林行营成立,拟请李任仁先生出任行营中将政治部主任,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秘书长张厉生亲自到桂游说,劝他上任,李任仁先生坚辞。1939年,蒋介石做出礼贤下士姿态,命路过桂林的大儿子蒋经国专程登门拜访李任仁先生,李先生不卑不亢,不为所动。整个抗战期间,李任仁在桂林过着清贫生活,执着地干着他自认干得对的事业,即使是在桂林面临沦陷的危急时刻,他也坚决不到繁华的重庆依附蒋介石,而是到边远的广西小县百色暂住。

  五

  日寇投降,抗战胜利,战争疮痍未愈,内战烽火又起。李任仁先生忧国忧民,忧愤交集,诉诸笔端:

  劫后归来无旧巢,

  满城春色土新焦,

  议坛空费七年力,

  道岸差跨一座桥。

  且向废圩重播种,

  那堪苦海更生潮,

  小休可洽斯民望,

  饥者何需享太牢。

  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完全失望,并清醒地看到蒋家王朝必定灭亡。他盼望国家、人民早日脱离苦海,于是毅然投入了反蒋斗争。

  李任仁和陈此生等人首先签名发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明确主张改革国内政治,结束蒋介石独裁特务统治。这个组织成为1948年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

  1947年年初,广西临时参议会召开全体会议,一天收发人员在会议来往信函中发现大量印有“国民党将领高树勋部在东北某地起义,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宣传品,请示如何处理,以议长资格主持会议的李任仁先生当即指示:“到会参议员人手一份!”宣传品分发下去后,整个会场为之轰动。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结束,百万解放大军挥戈南下,直逼长江北岸,玩火自焚的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国民政府代总统。中共中央提出八项和平条件,愿尽早结束战乱,和平建设国家。李宗仁公开宣布愿以中共八项和谈条件为基础重开和谈,手握重兵逼蒋下野的国民党华中司令长官白崇禧也做出和平姿态。

  李任仁先生积极响应中共和平主张,全力投入了和平解放运动。

  1949年年初,白崇禧电邀李任仁先生速到武汉议事。李任仁以为白崇禧已认清形势,决定和谈,马上日夜兼程赶往武汉。然而,他看到的是,武汉上空战云密布,白崇禧正加紧征兵征粮备战。他明白了,高喊和谈的白崇禧在搞缓兵之计。

  “我们要取信于人,必须停止征兵征粮,立即释放政治犯!”李任仁对白崇禧直言不讳。

  白崇禧听了脸色顿变,盛怒地说:“停止征兵征粮怎行?万一不成,岂不误事!”

  还有一次,李任仁和白崇禧谈到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白崇禧反唇相问:“这岂不是一网打尽吗?”

  “接受了就不是一网打尽了,因为留用者留用,遗散者遣散;组织编遗委员会,委员各占一半,这些对你们是有利的。”李任仁谆谆开导。

  然而,野心勃勃满脑子“划江而治”的白崇禧没能听李任仁先生的劝导,依然一意孤行。

  不久,李宗仁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下拒绝了中共的和谈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摧毁了李、白“划江而治”的美梦,南京解放,李宗仁仓皇南逃,回到广西桂林。

  在桂系高级军政官员会议上,李任仁先生提议,集体签名上书李宗仁,促使他改弦易辙,签字实现和平。会上,一个顽固分子暴跳如雷,叫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李任仁先生义正辞严地驳斥:“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内战,民怨沸腾,人心尽失。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尚且一败涂地,现今强弱之势悬殊,倘不争取和平,一味蛮干下去,则恐瓦全而不可得……”

  到会的几十位广西省政府厅长、委员,都在和平意见书上签了名。和平意见书送呈李宗仁的第二天,李宗仁独自一人冒雨拜访李任仁,进门就说:“我还想重开和谈,想请您替我到北平走一趟。仗是不能再打了,非和不可。再打,连广西都要糜烂。您和中共的人及文化界的人熟识,所以要您走一次。”

  李任仁先生慨然应允:“只要决心和平,我就去!”

  三天后,李任仁先生还没动身,白崇禧回到了桂林,主战气焰又压倒了和平气氛。

  1949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白崇禧面邀桂系高级军政官员齐聚桂林文明路李宗仁公馆议事。

  有个桂系顽固分子抢先发言,诬蔑中共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不要老人,拆散家庭……高喊绝对不能与中共谈和。

  李任仁先生拍案而起,针锋相对,据理驳斥:“延安有中国历史的研究会,也演京戏,写旧体诗,怎能说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中共的领导人不少是老人,如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共还请他们当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能说不要老人?延安就有夫妇、子女、家庭,怎能说拆散家庭?”

  那个桂系顽固分子哑口无言,脸色发青,拂袖而去。

  李任仁先生直视李宗仁、白崇禧:“失败已成定局,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个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蒋介石在大陆上垮台,尚有台湾可以负隅;你们如在大陆上失败了,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

  李宗仁默默无言。白崇禧怒形于色,留下一句话:“和战取决于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匆匆散会。

  几天后,白崇禧在桂系高级军官会议上宣布:“再言和谈者,给我抓起来!”特务开始监视李任仁的住宅。

  1949年7月,民盟负责人李章达先生受中共委托,从香港秘密派人带信给李任仁先生,希望他到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李任仁先生欣然应允,即以往广州、香港募捐赈济广西水灾为名,乘飞机由桂林至广州再转香港,在中共地下党护送下连夜搭乘苏联商船经东北转抵北京。

  李任仁先生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8年后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任仁先生遭受残酷迫害,被诬为“反动桂系头子”、“国民党残渣余孽”。1968年8月18日,他的住房被洪水淹没,不幸逝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人民政府为李任仁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李任仁先生的高风亮节、历史功绩将在人民心中永存。

栏目责编: 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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