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官制的最高爵位系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而元政权一般不用汉人担任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正职。纵观元朝历史，惟汉族人刘秉忠在元政权组织中地位特殊，曾位至三公之一，官居太保。刘秉忠何以如此?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不平凡的和尚

　　刘秉忠原名刘侃，字仲晦，元初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其更名秉忠乃是至元元年(1264年)的事，当时他已四十八岁，被元世祖忽必烈诏封为太保。

　　刘秉忠原系世袭官宦人家子弟。自其父以上数辈皆为辽、金朝的官吏。其父改仕蒙人政权，并曾以十三岁的刘秉忠作为人质。十七岁时，刘秉忠被任命为蒙人治下的邢台节度府令史。刘秉忠深感在人矮檐下处处受制，常郁郁不乐。没干多久，他就投笔而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遂辞职，隐居于武安山中。不久又遁入空门，成了和尚，更称法名子聪。

　　这位年轻的子聪和尚豪爽不羁，风骨秀异，好学能文，这在当时的年轻和尚中是不多见的，所以刘秉忠一入佛门，即被命掌僧家书记事，人皆称其为“聪书记”。这个称号一直到他被封太保时，沿用了二十年之久。当了和尚，按说可以不问俗事了，但是刘秉忠虽然身披袈裟，心志却在用世。他利用当和尚的清静时间，博览群书，特别是研读了《易经》和邵氏的《皇极经世书》，旁及天文、地理、律历，以及奇门遁甲诸术，皆获得了很高的造诣。他又云游四方，进行实地考察，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并和社会现实相联系。所以当他到了云中，居于南堂寺时，便能“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一般人当和尚为的是修真养性，而刘秉忠当和尚却是为日后得遇明君修炼真功。隐居也好，修行也好，对刘秉忠来说都不过是一种伺机而动、待价而沽的手段。

　　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很有心计、很有卓识又对宗教有浓厚兴趣的人。还在他当亲王的时候，就积极搜罗名士，加强羽翼，特别是与宗教界的名士往来密切。一次，他召见海云禅师，海云应召路过云中，听说子聪和尚博学多艺，就私邀子聪一同去见忽必烈。这对刘秉忠来说，正是一次脱颖而出的天赐良机。刘秉忠在和林见到了忽必烈，他不谈佛教经义，却滔滔不绝地讲起平日所学所思的军国大事。忽必烈几乎听得入了迷，他没想到梦寐以求辅佐他成就帝业的人竟来到了自己眼前。他再也不放这位年轻的和尚南还了。就这样，刘秉忠充当了忽必烈的最高顾问。虽然他没有一官半职，但却是忽必烈的座上贵宾。这个人称“聪书记”的和尚屡屡向忽必烈讲授建国之术、治国之策，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气度。

　　他告诫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应当建立一整套官僚机构，明确官吏职责，奖罚分明;“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应当广开言路，选用贤能，礼贤下士，做到“人尽其才而用之”。他建议忽必烈制定律法，开办学校，以礼治天下;要鼓励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他甚至建议成立孤老院，给衣给粮为养。他还告诫忽必烈征战杀伐当行王道，要招抚边民、安定边疆。他还建议更历法，修金史等等。几乎新国家建立的一切必做大事，刘秉忠全考虑到了，全建议到了。正如王鹗所评：刘秉忠“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可谓贡献大矣。所以忽必烈当上皇帝不久，即下诏命这位子聪和尚还俗，复姓刘氏，易名秉忠，并妻以翰林窦默之女。刘秉忠至此才正式结束了和尚的生活，成为名正言顺的元朝重臣。

　　元朝政体的设计者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族各部落，但是无论从政治、经济上，还是从科学、文化上看，当时蒙古族比汉族相对来说还落后得多。忽必烈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积极向汉族人学习，虽然遭到蒙古贵族的反对和非议，但终其一生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认识。他对刘秉忠深为敬服，给予了极为尊崇的三公之位。刘秉忠被封为太保之后，更“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忽必烈对其所言亦“言无不听”，“宠任愈隆”。这样，历史把刘秉忠推上了元朝政体设计者的地位。

　　建年号、国号：蒙古政权在元以前素无年号，忽必烈即位，问刘秉忠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刘乃将中原传统一一讲给他听。忽必烈既取中原，遂袭汉制，下诏建元纪岁，以表明“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乃以庚申年(1260年)为中统元年。又诏立中书省、宣抚司，开始建立封建统治的新体制。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曰“大元”，亦取《易经》“乾元”之义。这一切可以说是刘秉忠反复向忽必烈宣讲的结果。

　　建国都：忽必烈以前，蒙古政权基于多年游牧部落的习性，对国都建设并不十分重视。刘秉忠从封建政体观念出发，积极为忽必烈谋划了建都之事。忽必烈还未即位之时，刘秉忠就于丙辰年(1256年)，为忽必烈经营城廓宫室，这就是后来的开平府，也就是元代称之为上都的所在。忽必烈南取中原后，由于上都离中原遥远，作为统治中心有许多不便，故在至元四年(1267年)，刘秉忠又全力以赴在金旧都的东北方向修建新的国都，并和他的门生赵秉温一起亲自勘察、选址、设计，由大将张柔、张弘略父子督工。经过成千上万人的辛勤劳动，一座占地五十平方公里的雄伟壮丽的国都——元大都(也就是今日北京城的前身)建成了。刘秉忠是这座世界名城的总设计者，大都的建立为稳固元朝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

　　建官制、选官吏，荐人才：蒙古政权创建之初，官制很简单。要治理有高度文明的中原地区，显然是远远不能适应的。刘秉忠积极谋划新政权的建设。至元六年(1269年)他和张文谦、许衡等一起制定了官制，又和许衡、徐世隆等一起制定了朝廷礼仪，并又制定了章服、俸禄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成了元朝一代所遵循的成宪。

　　虽然蒙古贵族对汉族儒生特别卑视，但是治理国家却离不开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言。刘秉忠亲自不拘一格地选官任士，荐举人才，遂使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参加到元朝政权机构之中。像在中央一级任参知政事的贾居贞、任左丞的张文谦、任平章政事的王文统等等，皆由刘秉忠荐拔推举而得任命。其他一些在中书省及各地方行省任职的文武官吏中亦有不少汉族官吏。仅至元十年(1273年)刘秉忠一次举荐官吏就有三十八人之多。这些人对元朝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无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制定国策：蒙古贵族原本只重杀伐，攻城掠地。刘秉忠从巩固元朝统治出发，建议忽必烈施行“神武不杀”的政策，从而部分地制止了征大理、云南以及灭南宋的血腥大屠戮。他又采中原旧典，帮助忽必烈制定了律法、赋税、徭役、奖罚、办学、用人等一系列国策。人称元世祖忽必烈有刘秉忠等人辅佐时的统治局面可比唐代贞观之盛。

　　著名的学者兼诗人

　　刘秉忠不仅是元朝初年的大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和散曲家。

　　刘秉忠在当和尚时就已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以后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进一步推研易理、天文、历法、数学，并和一些学者、文人切磋研究，这就使他的学识更加广博。在元代的学术界，刘秉忠同样享有盛名。元代著名学者王恂、郭守敬、张文谦等皆于磁州之紫金山从学于刘秉忠。王恂重在学习算术，张文谦洞究术数，王恂、郭守敬则曾和刘秉忠一起探讨、修正历法。此间刘秉忠还将田忠良、靳德进等一批通晓天文星历的学者，荐举到能发挥他们专长的职位上去，为共同修改历法而工作。可惜刘秉忠去世过早(享年仅五十九岁)，他修改历法的动议及研究工作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弟子王恂、郭守敬，未负先师之托，终于在中国历法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政事、科研之余，刘秉忠还喜爱作诗赋曲。由于他生活阅历丰富，文学修养高深，且又志向高远，故其所作诗曲皆有所寄托。像“千古周郎馀事业，一时曹孟谩英雄。东南几许繁华地，长在元戎指画中。”“子陵实愧三公爵，靖节非轻一县官。高卷毡帘对明月，秋风一曲入琴弹。”等的确皆系“天荒地老物消磨，赢得诗人感慨多”的诗句。刘秉忠虽位极人臣，却一直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又自号藏奋散人，每以吟咏自适，故其诗风“萧散闲淡”，像“鸦落点成千树墨，雁飞横绝一天秋。归来小院松梢上，新月低斜玉一钩。”“芦花远映钓舟行，渔笛时闻两三声。一阵西风吹雨散，夕阳还在水边明。”等诗几乎纯系白描，宛如一幅幅淡墨风景画。还有为明清曲评家一再称道的刘秉忠的散曲(南吕·干荷叶)：“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乃是明显的仿效民间小曲作成。

　　刘秉忠还擅长书法。楷书得颜真卿笔意，行草则师王羲之、王献之。刘秉忠一生在天文、卜筮、算数、文学上著述甚丰，计有《藏春集》六卷、《藏春词》一卷、《诗集》二十二卷、《文集》十卷、《平沙玉尺》四卷、《玉尺新镜》二卷等等。

　　刘秉忠是元统治集团里一个有特殊地位、在多方面卓有建树的人物，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对一定历史时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