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起居注”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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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玉生 |
所谓起居注，是封建社会专门记录皇帝生前言行举止的一种文体形式。据《资治通鉴》记载：“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隋始置起居舍人。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为门下省，置起居郎二员，其以他官兼者，谓之知起居注、知起居事。”由此来看，起居注始于隋盛行于唐。此论当不妄。
起居注的设立，对皇帝起到一定的警示、诫勉作用，其作用明显。特别是一些明智的想有作为的皇帝，因惧怕起居注而自我收敛的不在少数。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对侍臣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太宗说话为何如此谨慎，就是怕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把他的言行记录在案以传播后世。因为杜正伦曾对他说过，“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这样的话。
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事，以为鉴戒；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厌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能转也。”从唐太宗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史官做起居注是惧怕的。为了不让史官记录他的缺点乃至错误，主动向史官表明要多做善事。史官“善恶必书之”的道德良知和职业操守对唐太宗起到了很好的匡正作用，同时也说明，唐太宗对“枯骨已朽骂未消”这种历史现象是有高度警惕的。这对一个封建政治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无独有偶，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问起居舍人魏謩要起居注看，魏謩不给他，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敬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文宗曰：“我过去曾看过。”魏謩曰：“史官让你看起居注是过去的史官之罪也。若你看了不满意，则史官必有所忌讳，不敢再秉笔直书，这样的话，史何以取信于后！”文宗听到魏謩的一番话后遂中止索要。从这一史料我们亦可以看出，作为文宗皇帝的李昂对起居注也是很在乎的，也不想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据《三朝圣政录》载，宋太祖赵匡胤一日在后宫用弹弓射麻雀，玩的正高兴之时，有臣说有急事请见他。及见到这个人后知事情并不急，于是太祖就质问他：“这算什么急事？”那位臣下说：“不急也急过你弹麻雀。”赵匡胤一听大怒，用斧柄撞掉他的两颗门牙，这位臣下把撞掉的两颗门牙从地下捡起来放到怀中。赵匡胤见状，更怒了，曰：“你这是留证据去告我也。”这位臣下说：“我岂敢告陛下，我是想让史官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传以后世。”赵匡胤听说让史官书之，马上转变了态度，赐给这位臣下好多东西以表示道歉和慰问。
这一史料同样说明，赵匡胤也不想让史官把他打掉人家两颗门牙的事记录下来以传播后世。但不让人家写人家还是写下来了。
以上说的是几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倘遇到不讲理的昏君，别说是打掉你两颗门牙，杀了你全家又当如何？
看来，我们既要看到封建社会起居注的作用，又不能把起居注的作用估计的过高。权力真正受到监督和制约，必须改变制度。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才能回归理性。 |
| 责编：王 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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