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外地罪犯遣送处，担负着将在京犯案的外地罪犯遣送回原籍服刑的任务。从这里平均每年有8000多名外地服刑人员被遣送回原籍监狱。
　　天光未亮，北京市大兴区，天河监狱。 近百名服刑人员迷迷糊糊听到干警点自己的名字后，迅速起身，走出牢房。在朝阳升起前，他们才得知：今日，自己将登上回家乡服刑的列车。
　　“他们一般都是兴奋，谁都想回家。”王春明说。作为天河监狱遣送监区监区长，他已经和自己的同事们一起，“零意外”遣送了十几万外地在京服刑人员回家乡的监狱服刑。
　　天河监狱又名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成立于1995年7月10日。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外地罪犯遣送处，天河监狱担负着将在京犯案的外地罪犯遣送回原籍服刑的任务。
　　“平均每周一次火车遣送，这么多年下来，除了个别省份，全国已经跑遍了。”遣送监区副监区长吴军说。
　　全面清身，连脚底板都要检查到；清点个人物品；给每名罪犯戴上戒具(即手铐、脚铐)……一系列必需且细碎的工作完成后，一个气氛严肃紧张的遣送队伍组成了。
　　服刑人员穿着囚服，抱着装有个人物品的蓝白条纹蛇皮袋，戴着脚铐手铐，逐次登上囚车；干警全副武装，紧盯着服刑人员；武警迷彩加身，荷枪实弹，沉默威武。
　　一切准备妥当，监狱领导一声“出发”令下，浩浩荡荡的车队直奔火车站。
　　又一次遣送开始了，重任在肩，过程繁琐，容不得半点差错。
　　任何情况都要提前想到
　　在车队出发前几个小时，早有同事驱车出发，去打前站。“要提前把路走一遍，知道哪里容易堵、哪里有事故……”天河监狱副监狱长顾联膺告诉记者。
　　每次遣送前一日，天河监狱都会召开遣前预备会。直到这时，只有参加预备会的干警，才知道次日的遣送任务。对外，是高度保密的。
　　平均每年，出现在遣送罪犯名单上的数字有8000多人。在每次遣前预备会上，干警会仔细研究每名罪犯的情况。如遇机密、重要案犯或重病犯，还会安排单独遣送。
　　“出发前是全保密的。我们开会要分析案情，确定风险点。遣送什么类型的人，有什么要求，等等。比如肺结核等传染病犯就不能遣送，不治好是不能走的。”顾联膺说。
　　作为副监狱长，顾联膺参与了数次遣送任务，并担任总指挥。每次遣前预备会，他都要求事无巨细，“要把途中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提前想到，一步疏忽，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沿线也要提前通知、准备。我们要和铁路部门五六个单位打好招呼。要车皮、订车票、通知铁路公安局提前警戒，沿线各省相关部门也都要打好招呼。”顾联膺说。
　　由于情况特殊，押犯车厢的车票不用实名。两个车厢，一车厢罪犯，一车厢供狱警、武警休息。“我们乘坐的多是K字头快车，当然，这也算是现在最慢的车了。”吴军说。
　　除去春运、“两会”等特殊时期，遣送任务几乎每周一次，任务颇重。一般来说，每月第一周是将北京籍罪犯遣送至北京市管辖的监狱，接下来的三四周均为外地遣送。吴军说：“周一开会，周二走人，周五回来，正好赶上双休。”
　　“外地罪犯遣送，是中央给北京的特殊政策。北京是首都所在地，确保首都的安全，这也是重要措施之一。”顾联膺解释。
　　除了火车遣送，短途还可汽车遣送。一次汽车遣送至少需要五辆车，分开道车、警戒车、囚车等。
　　干警们可以事先预料到几乎所有可控因素，最担心的，还是不可控事件的发生。
　　在一次目的地为内蒙古的汽车遣送中，刚出北京，天色大好。谁知途中遭遇大雾，高速路上，大小车辆排起长龙，首尾消失在雾中，应急车道也早已挤满了车。干警们无可奈何，只能是按下性子，更加警惕地观察罪犯的言行举止，默默等待着交通恢复顺畅。
　　小概率事件也难免遭遇。
　　一次，在车队赶往火车站的途中，刚出收费站，一辆囚车的离合器突然切不开了。此时又赶上大堵车，进不得也退不得。
　　众人焦急万分。最终，指挥部决定临时拉起警戒，把罪犯换至备用囚车上，得以救急。
　　出发前，每辆车都是通过了检查的。出现如此情况，事后势必要追究责任。而最终，专业检测人员给出结果：“这是纯粹的机械事故，这千分之几的概率都让你们给碰上了。”
　　神秘的车厢
　　火车遣送涉及的步骤更为繁多。从遣前预备会到抵达火车站，此间一番繁忙，也仅仅是开始。
　　上车前，干警们会安排服刑人员在一个空旷角落蹲下、低头，干警和武警将其围住。这时，几名干警提前上车，检查车厢。
　　包括安全锤、消防器械在内的一切潜在危险物都会被取下。干警们还将座位翻开来仔细检查。确保绝对安全后，方才组织罪犯上车。
　　给罪犯的座位安排也颇有讲究。王春明说：“同案犯、同乡、亲属关系的，都要隔开，一般是将一名重刑犯和一名轻刑犯铐在一起，如果其中一个想逃脱，另一个不想跑，就可以约束。再就是，同样罪名的罪犯也不能铐在一起。”
　　落座时，刑期短的罪犯可以挨着窗户和过道，重刑犯则被铐在中间。每节车厢所配置的干警，分固定岗和流动岗。干警们站在座位上，睁大眼睛，表情严肃，时刻观察这群特殊乘客的一言一行。
　　“我们分三班倒，一班两个小时，日夜如此。”吴军说。
　　一切安排妥当后，两侧车厢门关闭，武警持枪上岗。
　　随着检票进站的广播声响起，普通乘客们拎着大包小裹，直奔自己的车厢。他们难以察觉，车头或车尾处，那两节安静而神秘的车厢里，装着一个“流动监狱”。
　　在岗时，干警不允许接电话，不能扎堆聊天。倒下班来的，恨不得挨座就睡。他们的休息时间不过四小时。数年下来，遣送干警们几乎人人练就“坐下就能睡着”的本领。
　　天河监狱负责整个北京服刑人员的分流任务。“一般是判了刑的、余刑在40天以上的罪犯，都要先送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再按其户籍所在地，向各地监狱联系、遣送。外地遣送时，同一省份的服刑人员大概够坐满一车厢时，我们就会安排一次遣送。”顾联膺介绍。
　　“一年有一百二十多天在车上，六七十天在各地住宿。整天和兄弟们在一起，比跟媳妇的感情都深。”吴军笑言。
　　越干越心细
　　一次，在开往新疆的列车上，广播里播放着关于新疆特产、美食的介绍。一名新疆籍罪犯突然站起来，对吴军说：“警官，我想吃大盘鸡。”
　　干警们先是心里一惊，继而迅速恢复平静，寻找解决办法。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整节车厢内新疆籍罪犯们的情绪。吴军只能笑着对这名罪犯说：“这个真没办法。你看，我们也跟你们吃的一样，是方便面，你先凑合着吃吧。”
　　遣送列车上，干警和罪犯吃的食物一样，只能是：面包、方便面等快餐食品。定列车的饭菜，怕吃坏肚子。给罪犯发的水是瓶装矿泉水，因为开水也可能成为袭击他人的潜在工具。
　　“常年吃方便面，我们几乎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胃病。若你去试一次，回来肯定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顾联膺说。
　　　在岗时，干警们需要时刻观察，及时提前发现问题。“精神高度紧张了，晕车的都不会晕了。”王春明说，“要观察罪犯，如果有不正常的吃法、喝法，就要注意。或者提无理要求、故意捣乱，比如该放茅的时候不放茅，不该放茅的时候反复去，这就要考虑逃脱的可能。”
　　放茅，就是上厕所。每隔两三小时，干警们会组织罪犯逐次放茅。汽车遣送中，放茅在车内解决。到了服务区，干警提桶出去倒掉。这时常会遭遇奇怪眼神。
　　在常人看来，上厕所再平常不过。但在火车遣送途中，放茅却成为最能出现问题的环节。
　　押犯车厢内，厕所门不能关上、或索性被拆了下来。放茅时，两人铐在一起，由干警看守。这些都是为了预防罪犯借上厕所逃脱。多年下来，逃脱的情况没有碰到，尿不出来的倒是时有发生。
　　遣送罪犯的干警中，还配有医务干警，以防罪犯突发疾病。在一次往新疆的遣送途中，行至甘肃省境内。一名新疆籍女犯突然神色异常，干警马上介入询问。这名女犯称自己心慌、恶心、出虚汗。随队医生诊治后，未见好转，病犯甚至出现昏厥状态。
　　在向指挥部汇报后，市局迅速与甘肃省监狱局联系，告知遣送干警做好在兰州下车的准备。
　　到达兰州火车站后，三名干警和一名随队医生陪女犯下车，押解至甘肃省监狱局中心医院进行救治。女犯最终脱离危险，随后被遣送回新疆。
　　在列车上，罪犯很容易产生情绪波动。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有疾在身，有的因途中不适，有的不想回家。王春明遣送过一名60多岁的男犯，“他是山东人，不想回老家，说在这儿住得挺好，还说想把老伴儿也弄来”。
　　遣送犯人以其户口所在地为准。随着社会急速发展，流动人口剧增，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户口未迁移的前提下，举家居住在大城市。若此类人犯案，就极不情愿被遣送回老家。“老家没人，还得回去，家人看他也只能回去。”王春明说。
　　没有监狱的高墙铁网，在火车、汽车上，全靠人防。越是经验丰富的干警，越是谨慎紧张。“越干越心细。”王春明和吴军一起提高声调说道。
　　吴军接着说：“干的时间久了，就知道哪里会出问题，然后就恐怕哪个环节出问题。对每个环节考虑得更细，检查得更细。”
　　绿皮车时代
　　1983年，遣送前的监狱大广场上哭声一片。“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亲属见面设备，所有罪犯和他们在北京的亲属都在大广场上会见。”顾联膺回忆。
　　之后，顾联膺和同事们将这些罪犯送上了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这是21岁的他第一次参加遣送。
　　那时乘坐的还是绿皮车，车厢里，小风扇在头上方呼呼地转，功效不大。夏天热，冬天冷。车上用煤烧水，开水被人接走四五杯就没有了。“还有排着队的蟑螂。”他说。
　　下火车后，要坐两小时的汽车。车队在结冰的江上走，顾联膺看着窗外，担心不已：“我不会水，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当地同行告诉他：“放心，这冰有一米多厚，肯定掉不下去。”
　　那一年，顾联膺来回跑了13趟东北。
　　同一年，与顾联膺同岁的王湛和负责往新疆和青海的遣送任务。当时，到新疆的绿皮车要坐整整72小时。“当时没有现在的武警，还是解放军，架着机枪。”王湛和回忆。
　　去往新疆的遣送，每位遣送干警都印象深刻，因为太远、气候太恶劣。
　　“一次我去新疆，车厢里热。但开车窗吧，一会儿就满嘴沙子，关了车窗吧，又热得够呛。回来洗头，一盆黑水。还有一次，也是新疆，回来的路上遇到沙尘暴。列车停了一天一夜，沙尘暴把铁轨覆盖得严严实实。”王春明说。
　　人都是感情动物。在归乡的路上，服刑人员的心情更加复杂。在执行一次遣送任务时，干警们发现有两名罪犯是夫妻关系，判的都是死缓。这对夫妻50多岁，再见面不知何时。
　　遣送指挥部决定，要为二人在列车上安排一次特殊的会面。
　　当两夫妻见面时，车厢里所有罪犯都愣住了。他俩面对面坐到一起，未语泪先流，车厢里亦满是哽咽声。
　　会面结束后，这两名罪犯激动地对干警说：“感谢首都警察，感谢你们让我们夫妻俩见上了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面。”
　　吴军相信这种人性化的方式有利于罪犯之后的改造。1999年之前，吴军在监狱实习，监管犯人。“那时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方式是农业生产，整天骑个自行车带罪犯去地里劳动。”他说。
　　他的第一次遣送，也是乘坐绿皮车，往安徽合肥。当时是两班倒，凌晨两点到站，四点才到宾馆。
　　“第二天早晨，我们跟着组长，到马路边小馆子吃饭。”这个情景，吴军永远忘不了。
　　十多年过去了，遣送干警们几乎跑遍了全国，但却没有时间偷闲游玩。这种“旅行”，更像是“全国火车站游”。
　　“有时候早晨到，当天下午就回来了。每次送到地，只想赶快睡个觉，没时间玩。最多在火车站买点当地特产。”顾联膺说。
　　最紧张的时刻
　　火车徐徐开进终点站时，遣送干警们进入高度警戒状态，一路的困顿疲乏也即将到达顶点。
　　与上车不同，下车时，遣送队伍要与普通乘客一同下车。当地武警及监狱干警早已在站台等待，罪犯将与普通乘客零距离接触。此时，场面必须得到绝对控制。如遇旅客围观，要及时进行劝导、疏散。
　　在所有罪犯完成下车、集合、蹲下、低头等程序后，当地监狱干警将戒具给服刑人员戴上，之后再将遣送前被戴上的戒具取下。“专门遣送的铐子和他们的不一样。”王春明解释。
　　遣送干警们最怕的是夜间到站。吴军说：“夜里疲惫，站台上光线又差，交接最紧张。”
　　出站时，浩浩荡荡的遣送队伍会花费不少时间。直到服刑人员全部登上当地监狱的囚车，遣送干警们这才可以松口气。
　　一次赴新疆遣送一男一女两名罪犯，在到达终点前1小时，押解小组才从新疆监狱局得知：由于治安形势紧张，新疆局接站车辆、人员无法进站办理罪犯交接手续。
　　火车到站后，遣送干警们又发现，站台滞留旅客多、人员复杂。这时，经过40多小时行程的遣送小组决定：等本次列车乘客下完后，由一名男干警和一名女干警分别与两名罪犯铐在一起，其他干警及武警外围警戒出站，以避免突发事件发生。
　　出站后，交接得以顺利完成。最紧张的时刻，从未发生过意外。
　　然而，也有无法遣送到目的地的情况发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遣送小组押解着89名四川籍罪犯，乘坐在赴四川的火车上。
　　14时28分，灾难降临，列车正行至石家庄境内。15时20分，遣送小组获知灾情，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为了避免造成被押解罪犯的思想和情绪波动，干警与列车长取得联系，关闭了押犯车厢的音像设施。
　　1小时后，经过一系列协调工作后，遣送小组与河南省监狱局取得联系，后者安排接站，将罪犯暂时押解至河南，就近安排。“后来，有些老家在受灾地区的罪犯听到消息，都哭了。”王春明说。
　　将一批罪犯遣送到目的地后，遣送干警们乘火车返京。“回来也不得闲。要总结本次任务、学习文件，还要检查、核对戒具。”吴军说。
　　有时，遣送任务会变得相当频繁。1月份，赶在春运前，吴军和王湛和在全国各地各跑了四趟。“哈尔滨、广州、杭州、新疆。”吴军说。他还发现，这里面总能见到一些熟面孔。
　　“有的是‘二进宫’，还有‘多进宫’的，都快有职业罪犯这么一个行业了。”他打趣地说。
　　“这些‘几进宫’的犯人，我们觉得还是综合原因造成的。我们遣送处的任务，主要是维控，并不主要承担一般监狱惩罚、教育、改造的功能。”王春明说。
　　在顾联膺看来，从事遣送工作许多年，他明显感觉到犯罪率有所下降。他觉得这份工作意味着一种责任——“保证安全，不能有差错。”
　　有时乘坐火车时间长了，干警和罪犯一样，都会心烦气躁。罪犯可以得到干警的及时疏导，而干警们却必须全靠自己战胜不良情绪，依旧要瞪大眼睛，往来于车厢过道之间，保持着必需的威严与高度紧张。

（摘自2013.03.06《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