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在整理图书资料的时候，在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一张携带粮票的通行证复印件。这张通行证是1963年1月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出的，上书“兹有本校胡世厚同志因事去河南洛阳，携带通用粮票20斤，希沿途军警查验放行是荷，此致敬礼（限2月5日作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63年1月10日”，并加盖红色大印。看到这张通行证，我浮想联翩，百感交集，几十年前的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粮票是命根子
　　粮票，是1955年开始使用的，它是国家粮食机关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那时，必须凭粮票到粮店购买粮食，到食品店购买食品，到饭店吃饭，到机关食堂用粮票兑换内部粮票吃饭。没有粮票，要挨饿。粮票是人的命根子。
　　当时，粮票是按照城镇人口从事的职业、工种、劳动强度定量发放的，从国家主席到普通工人、城市居民每月都有粮食定量标准。当时国家规定的标准是：机关干部30斤，体力劳动者45斤，学生35斤，居民28斤。各省、市、自治区还根据本地情况，有所不同，还有更细致的规定。
　　国家没有给农村人口规定粮食定量标准，国家也不发粮票。农村人口是凭自己的劳动工分从生产队分粮食吃饭的。但是每口人也都有定量标准，这个标准是各县、公社、生产队自行规定的，很不统一。
　　粮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票证，但凭粮票可以到国营粮店买到国家牌价的粮食。有些地方的市场上可以用高于国家牌价许多的价钱买到粮食，这样粮票实际上又有价值。人们可以拿粮票换鸡蛋、布票和其他商品，还可以卖钱（尽管是不合法的）。
　　请老师吃饭
　　1962年的一天上午，我母校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陶然老师来北京，打电话让我与艾倬人（同在党校一个教研室工作的同班同学）同他一起去看望参加编写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老师，编写组住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南院的乙楼。我们如约去看望陶然老师和也曾相识的李老师。彼此相见，分外高兴，谈话情切意浓。不觉时近中午，李老师犯了愁：怎么吃饭？李老师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这里吃的是集体伙食，一人一份，不好留你们吃饭。”我和艾倬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我们不在你这里吃饭，我们请陶老师到我们党校食堂里去吃。李老师既尴尬又无可奈何，只好让陶老师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
　　我们到食堂一看，傻了眼，中午没有荤菜，只有白面大肉包子，一两一个，每人限买两个。没有办法，我和艾倬人只好各买两个包子请老师吃，我们吃玉米面窝头相陪。饭后，陶老师要给粮票，羞得我们无地自容。我们怎么好意思要老师的粮票，我们就是饿一顿肚子也不能要老师的四两粮票。
　　当时，每家都按人口定量，老人、小孩定量都不多，所以家家都感到粮食紧缺，加上副食品少，且多实行凭票供应，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更感粮食困难，孩子吃不饱，大人饿肚子，身体瘦弱，营养不足，不少人患浮肿。所以，那时亲戚朋友很少走动。如果至亲好友因事必须请吃饭，客人也会主动拿出粮票。这看起来薄气、生分、不近人情，其实，在那时是司空见惯的事，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当时粮食是按人头定量，吃了人家的粮食，等于让人家挨饿。就是父亲到儿子家吃顿饭，也是要给粮票的。
粮票曾经作为我国的第二“货币”，通行了38年，它反映了我国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面貌，起到了稳定物价，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全国城镇人民生活基本需要的作用。1993年5月，我国取消了粮票制度，从此，粮票和各种票证成了历史。
　　如今，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经30多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吃、穿、用方面的各种商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再不愁因无粮票而买不到粮食而挨饿，再不愁因没有票证而买不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了。不仅如此，商家还采取各种手段大做广告，千方百计地推销商品，这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摘自《党史博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