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毛泽东24岁，当时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那年暑日，他同友人萧子升一起，分文未带，仅靠着乞讨，以叫花子的装扮，行走湖南数县。沿途，他们曾连续乞讨了四五家，都还未得一饱。每回问路，萧子升因书香世家出身，放不下身段，总必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言;而且，问路时，也只挑大户人家去问。毛泽东则不然。毛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遇见了任何人，或站、或坐、或蹲，不管啥样，总可以畅谈开怀。后来即使访贫问苦，也能口角春风、亲切如故。
　　毛出身农村，因此，没萧子升那样的包袱。
　　刘邦当年，就一向是“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可与市井之人毫无隔阂。这样的无隔，借用朱天文的说法，是像个“即溶颗粒，当场溶于对方，溶于情境”。作为“即溶颗粒”，刘邦最惊人之处，在于他既能“溶于市井走卒之间，又不可思议能溶入张良者流”。若纯粹聊聊天、谈谈话，甚至只是演演戏地搭个腔，这当然不难，可真要同时溶于市井走卒与张良者流这迥然有别的二者，老实说，极度不容易。正因极不容易，那聪明绝顶的张良才会叹息道：“沛公殆天授！”
　　刘邦出身民间，更偶得天幸，才修得这“即溶颗粒”的能耐。其中，民间的出身，是个基础;这样的基础，使他有如禅僧所说的“体露金风”，或者如庄子所说的“混沌”般雨露风霜、天生地长，于是，日后逢人遇事，每每充满了弹性;即使遭困受挫，也总能百折不挠。如此充满弹性与百折不挠，使刘邦屡败屡战、屡仆屡起，心中毫无挂碍，总像个无事之人。这恰恰与他的对手项羽暴然而兴又骤然而亡完完全全地相悖。遥想当日，项羽败走，一路疾奔至乌江，那乌江的亭长正拢船靠岸以待，只待渡过江水，项羽就可重回江东，徐图再起。可是，项羽望着那滔滔江水，想起那五年的霸业，再想起江东故土，顿觉百转千回，真要往前渡去，竟是举步维艰、万万不能啊！“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是啊！项羽出身贵族，自有其身段。身为将军世家之后，项羽当初才二十出头，便已光芒万丈;数年后，更“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如此不可一世，转眼间，却只落得兵败而逃。此时此刻，真让他这样奔回江东，究竟颜面何在？看到父老乡亲，又有“何面目见之”呢？
　　是的，乌江边的项羽，前思后想，除了自刎，确实也别无选择了。换言之，他贵族出身的背景，固然使他有条件在极短时间内暴然而起，可到最后，出身的种种身段与面子问题，却也将自己逼到无法转圜。他的出身，造就了他，也毁掉了他。
　　所谓“拼爹”，不也如此？

（摘自2015年第5期《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