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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如何治霾?
 

  近日,记者在台北最大的“垃圾堆”上喝了一杯别开生面的咖啡。是的,这个窗明几净的旋转餐厅,就建在北投垃圾焚化厂120多米高的大烟囱上。往下看,淡水河与基隆河蜿蜒流向天际,岸边多是高档住宅。“30年前,河上漂的都是垃圾,甚至还有死猫死狗,臭得要命,哪有人在旁边住?”台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陈龙吉对记者说。
  从“瘟神”到抢手货
  游台的旅客都同意,干净是台湾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但他们可能想不到,就在二三十年前,台湾还是一幅遍地垃圾的景象。台北算好的,南部垃圾都直接扔在街头,高雄等有重工业的城市“空气都是黄的、臭的,污染比今天北京雾霾严重多了”。
  台湾如何用20年时间成功变身?陈龙吉可能是最适合讲这个故事的人,台北的三座垃圾焚化厂都是在他任“环保署副署长”时,亲手规划兴建的。
  1987年,台北在内湖区建起第一座垃圾焚化厂,建设过程充满阻力。建厂之前,周边居民极力反对,怕脏、怕臭、怕空气污染,甚至怕风水变坏,怕受到诅咒都成了理由。其后全台陆续建起24座垃圾焚化厂,几乎每座都遭遇民众抗争,其中彰化溪州的焚化厂,开工之日甚至动用了3000警力。
  厂建好后,环保团体不断挑刺,例如发现附近一棵树的叶子黄了,就说是焚化厂的错;居民也多有疑虑,有人发现烟囱竟然不冒烟,就质疑是不是“白天故意不烧,晚上偷偷烧”。陈龙吉说,他请里长过来看,里长守了3天,发现焚化炉确实一直在烧,才说:“啊呀,我真是冤枉了你们!”
  再到后来,垃圾焚化厂从“瘟神”变成了抢手货。因为厂周围的环境不但没有变糟,而且厂内还添置了大量的公共绿地和休闲娱乐设施,供区内居民免费使用。除此之外,区内居民还可获得电费补助,外加每年总额高达数千万元(新台币,下同)的回馈金。
  现在的北投垃圾焚化厂除了有垃圾车进出,看起来就是个大公园:没有烟尘,闻不到异味,大片绿地围绕着游泳馆、健身房、网球场、慢跑步道、篮球场……大烟囱上的旋转餐厅是著名地标,成了约会的好去处。
  “开始抗议得最厉害的那个议员,后来大喊‘我也要’,要求在他那一区也建焚化厂。”说起往事,陈龙吉忍不住笑出声。
  垃圾厂毫无异味的秘诀
  近些年,大陆不少城市去台北学习垃圾处理经验。同样是垃圾焚化厂,为什么台北市可以做到毫无异味,污染值长期低于指标呢?
  北投垃圾焚化厂的秘书胡坤智介绍,秘诀还在于严格细致的管理。焚化炉的主坑是最大的“臭源”,所以必须严格密闭;垃圾车一旦漏水,就会臭气熏天,所以厂里规定,一次漏水就给司机记过,两次就直接开除司机;每天要对厂周围的道路做一次全面清洁;每台垃圾车每天必须清洗一次……
  细节决定成败,如果没有面面俱到的考量和管理,哪怕再先进的技术,也很难让垃圾焚化厂变成“大众情人”。北投垃圾焚化厂还花了许多心思,比如给大烟囱画上赏心悦目的图画,在门口竖电子标识牌,让居民随时可查污染指数,同时还在网络上公布这一数据,接受市民监督。厂里还设有一个私立幼儿园,从家长愿意送幼童来上学,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放心。
  垃圾焚化厂是公营单位,每年市政府为此要花多少钱呢?答案是,不必花钱!焚化垃圾的过程可以发电,卖给电厂每年可以获2亿多元,加上台北市环保局向市民征收的垃圾处理费,已经超过了焚化厂每年3亿多元的投入。“垃圾焚化厂做得好,是可以盈利的”,北投垃圾焚化厂的工程师顾志康说,一些民间运营的垃圾焚化厂,可以做到12年收回成本。
  有设备没观念也白搭
  是不是有了好的垃圾焚化厂,城市垃圾就自动一扫而空了呢?陈龙吉说,如果没有居民配合和社会环保观念的跟进,问题就只解决了一半。
  早期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居民把汽车钢圈、电缆等丢到垃圾里,导致焚化炉出现“烧结”,整个炉子被卡住。所以,如果市民没有做好垃圾分类在先,垃圾焚化厂就没法正常运转。
  台北市从上世纪90年代起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也很艰难。居民需要习惯把垃圾分类,装在特制的袋子里,在固定的时间交给垃圾车,而这个袋子他们还要花钱向环保部门买。一开始,常有怕麻烦或不愿花钱的居民偷偷把垃圾丢在街头,环保部门人员就和里长们一起上街监督,发现有人乱丢垃圾先劝谕,若固执不听就开罚。长期坚持之下,风气才慢慢转变。
  环保教育则要从小孩抓起。陈龙吉说,当时每个学校都选“环保小局长”、“环保小署长”,小朋友回家跟阿公阿嫲说“你不能乱丢垃圾”,大人也跟着改变;这些小朋友长大,为人父母,环保的观念就会传下去。
  台湾的垃圾处理系统从无到有,再到成熟,足足花了20年。陈龙吉认为,以大陆的执行力,这个过程可以缩减。他回忆20多年前带瑞典环保部的人游台北,上山时发现只要沿着垃圾走就不会迷路,心里很懊恼,结果瑞典环保部长跟他说:“别急,我们以前也这样。”

 
(摘自2015.01.21《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