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论哪个朝代，都有些昏庸的官员，尸位素餐，毫无建树。那些庸官的故事，值得反思。
　　圆滑宰相
　　唐朝有一个叫苏味道的宰相，是一个特会打太极、踢皮球的圆滑宰相。据史料记载，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三度拜相，居相位九年。在中国的成语典故中，有两则成语与苏味道有关，一则是“火树银花”，一则是“模棱两可”。苏味道在处理政务时，善于向皇上陈奏，由于熟悉典章制度，他上朝言事可以不带奏章，只凭口头禀报，侃侃而谈。此人虽然才华横溢，能力也很了得，但出任宰相数年，却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建树，只是一味阿谀，圆滑于君臣之间，屈从附和，取容于世而已。他常对人说：“做官处理事情，不要那么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否则，一旦出现差错，必然后悔，而且还会留下遭受处分和被谴责的后患。因此，凡事只要模棱两可就行了。”故此，人送称号“模棱宰相”。
　　只会唯命是从的高官
　　宋朝宰相王珪幼年失怙，全靠叔叔王罕抚养成人。后来王珪官越当越大超过了王罕，王罕怕侄子膨胀，每次写信都嘱咐“以盛满为戒”。事后证明王珪很听话，谨慎得都有点过了，完全变成了不作为。
　　北宋神宗时，王珪居相位16年，这十几年间，政务得过且过，无所建树，每每遇到朝廷大事，也不动脑筋，不献策略，只起个上情下达的作用。每次上朝呈送奏章时，跪拜皇帝高呼“取圣旨”；皇帝批阅后跪接曰：“领圣旨”；出殿见人曰：“得圣旨”。总之，事事依圣旨而行，惟上是从，成了只会唯命是从的高官，世人称为“三旨宰相”。
　　明朝的刘吉，官至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当时的明宪宗皇帝不问政事，内阁和六部都是在混日子，一度有“纸糊三阁老”（即刘吉、万安、陈文）和“泥塑六尚书”之称。他在位上，尸位素餐，奉迎皇帝，勾结宦官，粉饰自己。他的拿手好戏是颠倒是非，精于营私，但凡有意见与他相左者，必一棍子打死。由于他不理国事，无所建树，屡屡遭到言官的弹劾，但这位大员心理承受力超强，无论言官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凭着超级耐弹力，竟得以占据内阁18年，其中任内阁首辅15年，最后博得个“棉花宰相”之名。
　　如何对付庸官
　　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唐玄宗时，“迟到就要扣工资”，“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
　　到清朝，“缺勤就会被撤职”。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
　　此外，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
　　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如何对付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庸官，历代都在“推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他的做法很有操作性，用“三字”概括，就是“稳、准、狠”。
　　以对六部尚书（国务院各部长）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部长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3个账簿，并分别在本部给事中（专门负责弹劾，不受本部门领导）、都察院（中纪委）、内阁（国务院）留存；然后，各部长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分别亲赴给事中、内阁和都察院，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最后，内阁、都察院、给事中等三部门，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
　　按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

（摘自2014.12.12《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