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的推行实施既需要一只有形的手，既包括国家机器强制手段，也包括形式多样的普法的载体，例如网络、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图书挂图等等，也需要一只无形的手，即民众对法的认知度、认同度，对执法机构的信任度，亦即法的公信力。立法的目的在于法律的有效实施，法令推行的根本前提是立信于民。公信力，是法律存在之根，是法律生命之源。“信之不存，法无根焉。”
　　“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中国古代思想家将“立信”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古汉语“信”字有以下三解，（1）言语真实，诚实。如《论语》中“言而有信”；（2）守信用。如《老子》中“夫轻诺必寡信”；（3）信任、相信。如《管子》中“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孔子把“民信”摆在了“足食”、“足兵”之先，强调“民无信不立”，因而把教化人民守礼信义视为政治的头等大事，重心落在社会诚信。韩非则认为，“信，所以不欺其民也”，主要指信赏必罚，统治者说得到就做得到，“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司马光更是把社会信任与国家信任结合起来，认为：“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可见，“立信”不仅是“法令”得以具有生命力、得以更好地作用于现实的基础，更是安民强国的强大思想基础。
　　“立木赏金”——立信于民甚至比法令本身重要。商鞅变法，推行新政，命令百姓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五，一家有罪，九家检举，否则十家连坐；奖励从事农业纺织业；在军队立功的，按照军功大小受封爵禄。新法刚刚颁布之时，许多人持怀疑态度，严重影响了新法令的推行。为了推动新法令的实施，商鞅在国都市场的南门树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柱，并贴出悬赏告示，谁能够将这根木柱移动到北门，赏十金。起初，城中百姓没人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没人去移动木柱。后来，商鞅将赏金加到五十金。有个人出于好奇就将木柱移动到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五十赏金。商鞅“立木赏金”的办法很快发挥了极大的效应，国家法令在百姓中的信誉度大增，一时间，出现了人人自觉守法，个个勇于杀敌立功的现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庭富裕，国家安定。商鞅不负秦孝公之重托，仅仅用区区“五十金”，就取得了广大民众对新颁布的法令制度的普遍信赖，当然也是对国家的信赖，最终达到了推行新政、富民强国的目的，可谓“四两拨千斤”的精巧之举。
　　“悬法象魏”与“郑铸刑鼎”——普及法律是增强立法公信力的重要形式。象魏，指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亦叫“阙”或“观”，为悬示教令的地方。借指宫室，朝廷。在古时，有新的法令公布，都要悬挂于宫阙即象魏上面，故称悬法象魏。南朝梁 陆倕 《石阙铭》：“或以听穷省冤，或以布化悬法。”据《周礼》载，那时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均有于“正月之吉”将他们的“治象之法”、“教象之法”、“政象之法”、“刑象之法”悬于“象魏”之上,使万民观之，令人民知法守法。因此，可以说，“悬法象魏”之制，是统治阶级向民众公布成文法，进行法律普及和法制教育的最早的方式之一。
　　与之相似的是“郑铸刑鼎”。公元前536年，在郑国大夫子产的主持下，将新颁布的惩治犯罪的法律条文铸造在金属鼎上，向老百姓予以公布。《周礼》强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规定了贵族与平民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所以，过去的君王们都是采取一种秘而不宣的刑法原则，因为害怕百姓们知道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存据理力争之心，所以不颁布刑法规定。这样就使百姓产生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惧法心态，贵族们可以是无忌惮地独断专行甚至擅断罪刑。为了打破这种制度，子产根据郑国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使定罪量刑有一个公开的、统一的标准。让老百姓知法守法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法制理念，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明确肯定了法律对于限制贵族特权的重要作用。这当然会遭到以叔向为代表的贵族特权阶层的反对。例如，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但是由于子产的据理力争，称“我为的救世啊！”。就这样在特权贵族的一片反对声中，“铸刑鼎”这项改革得以推行。“铸刑鼎”的历史意义，远不止公布成文法这么简单，它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将法律条文铸刻在大鼎上并向社会公布，让举国民众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提高了对统治者的信任，可以说，这是古代朴素法治思想的萌芽。
　　“法者，国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令的公信力即是国家的公信力，秉公执法，方能取信于民。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一向公正耿直的戴胄为大理寺少卿，主掌执法大权。当时，在朝廷选用人才的过程中，有个别人为了达到金榜题名的目的，弄虚作假，伪造自己的资历。唐太宗听说后非常气愤，为了杜绝这种现象，下了一道旨意，“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有一个叫柳雄的人，伪造资历，骗取考官，结果被选用，不久被查获，此案归大理寺审理。按唐太宗旨意，柳雄是死定了。可是，秉公执法的戴胄依据《武德律》规定，判柳雄为流刑。这一违背圣旨的判决，引起了唐太宗与戴胄的一场争论。唐太宗质问戴胄，朕已经下过“不首者罪至于死”的旨意，你作为大理寺少卿又不是不知道，为何不遵旨，而判柳雄为流刑。戴胄反驳说，臣知道朕有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遵旨行事是臣的本分，臣哪敢抗旨？可是，既然案子交给大理寺审理，臣就要忠于法律，断然“不敢亏法”，因为，按《武德律》关于诈伪条款的规定，判柳雄为流刑是于法有据的。而陛下的旨意是不符合成文法的，难道圣明的陛下您要“以言废法”吗？唐太宗觉得戴胄说得有理，但万乘之尊的架子一时又难以放下，就说“君言要立信”难道你要朕“示天下以不信”吗？这样一来朕的威信不就损失了？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取信于天下。君言要立信，国法更要立信，而且国法比君言的立信更重要。国君以言代法、以言废法，岂不是失“大信”于天下。最后，唐太宗听从了戴胄的意见，依法断流。这则历史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信”在积极推行法令，维护法律尊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代明君唐太宗，虚心纳谏，听从戴胄的建议，弃“小信”而存“大信”。对于唐太宗来说，在民众中的威信得以大大提高；对于戴胄来说，法之公正之意得以伸张，国家法律的尊严最终得以维护；对于百姓来说，国有明君贤臣，万民之福祉。在这则历史事件中，围绕“法”字，唐太宗给戴胄出了一道难题，历史地看，这道难题最终被解开了，而且解得那么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那么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我们不难发现，戴胄所用的解题“介质”就是一个“信”字。

（作者单位：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