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以来，检务公开已走过不平凡的十七个年头，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尝试，不仅在公开的内容上不断进行拓展，更在形式上不断进行探索创新，增进了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了解，增强了检察机关的执法透明度，对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公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检务公开打破了司法神秘化，增强了司法公信力，也约束规范了检察执法行为。但有些做法还局限于表层化，内容多集中于检察职能和一般工作情况的公开，随机性强、针对性差，公开深度和广度不够，与群众期盼和社会关切还有一定差距。具体到基层检察院来讲，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认识上仍有偏差。受秘密办案、办案神秘化思维定势的影响，在检务公开的目的上存在模糊认识。有人认为“执法办案才是检察机关的硬任务，着重去抓检务公开，会顾此失彼”，实行检务公开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只要向群众公开了上级要求的内容就行了,不管效果如何；也有人认为现在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已经很透明了，担心深化会阻碍正常的检务活动，增加更多麻烦，有损检察机关的权威。如我院在推行案件审查律师介入机制过程中，个别干警思想上有障碍，存在“多公开多错、少公开少错、不公开不错”的错误认识，怕律师的介入会影响、干扰办案，推行中行动迟缓，犹豫不决，仍适应不了公开透明、阳光审查的要求，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意识。思想认识的滞后，影响了检务公开工作的深入推进。
　　二是内容上不够全面。在实行检务公开中，往往只是选择一些部门性质、权利、义务、职责范围等程序性内容加以公开，以单一的宣告式公开为主，被动公开多，主动公开少，而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的解决、对群众关心的案件进展及处理等一些敏感、热点、焦点问题，则公开不够，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民众参与司法的积极性。
　　三是形式上较为单一。传统的公开宣传比较多，目前多依赖于某个宣传日或举报周、某项法律出台或开展某重大活动的时机进行，实践中，也大多局限于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设个公开宣传栏、发发资料传单、情况通报会等常规形式，在时间、地点、人员上还未能做到全天候、全领域、全员性。尤其在基层检察院，由于离城镇较远的农村获取信息缺少便利条件，农村群众对网络、电视、报刊、杂志信息的掌握相对较少，且农村留在家的多属老小病残群体，对社会信息捕捉和理解能力较差，检务公开对他们而言收效甚微。前些年甚至还有过群众来检察院“检查”身体和见到警车进村去问“来检查什么”的笑话。
　　四是机制上尚未健全。目前基层检察院仍然缺乏规范的公开操作机制、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和详尽的绩效考评机制，面临诸如案件案情的公开时机、如何界定是否受到公众关注、不同办案部门对保密与公开的要求标准等具体操作难题，虽然工作做了不少，但机制不完善，力度不大，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如在向社会广征意见，举办宣传日、宣传周等活动中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建议，其中有些得不到回复，群众不满意。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把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到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检务公开作为检察机关内部制度的一项改革，其实质就是一种自我加压的“倒逼”机制，把执法的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将检察公权力晾晒在阳光下，主动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使人们呼唤、渴望的公正在司法机关得以实现。
　　实践已经证明，检务公开是彻底根治检察环节存在的神秘感和“暗箱操作”的一剂良药，是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加强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那么，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桥梁纽带作用，使更多人了解、支持和信任检察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呢？对我们基层检察院而言，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方面进一步深化：
　　一、提高认识，更新执法理念。要通过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引导干警更新执法理念，提高理性认识，树立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的意识，切实消除怕开展检务公开增加工作负担、怕妨碍正常工作、怕有损检察权威等种种不愿公开的顾虑，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从被动的“要我公开”到主动的“我要公开”，将检务公开从法制宣传、权利义务告知的层面向执法过程公开的层面升级，妥善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依法、适度地将办案过程中检察权的行使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推动检务公开工作“从职责公开向工作公开、从执法结果公开向执法过程公开、从内部公开向对外公开”的转变，让群众更加满意。
　　二、把握实质，充实公开内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阳光才有信任。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和“阳光执法”的新期盼、新要求，不断深化检察执法过程公开，增加执法过程的透明度。高检院明确规定，对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与检察职权相关的有关活动和事项，以及诉讼参与人对个案诉讼过程、办理情况予以公开的申请，均可以依法向社会公众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公开。基层检察院业务部门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所肩负的职能也是群众非常关注的社会热点，所以更应通过办案公开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应当重点公开各类案件办案进程和有关内容，尤其是对一些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而有影响的检察执法案件，要做到实时公开，消除公众“暗箱操作”的疑虑，提高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如我院目前正在探索实施的案件审查律师介入机制，就是对个案公开的初步探索。在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和保密原则的前提下，拟对一些有争议或有疑问的批捕起诉类案件、准备作出不捕或不诉决定的案件、涉法涉诉上访案件，以及刑事案件的羁押必要性审查、非法证据排除等环节，邀请律师介入司法审查，变神秘性的闭门审查为公开性的开门审查，增强案件审查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透明性。引入外部监督机制，通过扩展社会参与度，提升执法办案的透明度和决策的科学化，在规范了自身执法行为的同时，有效提高了案件的审查质量，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
　　三、创新形式，拓宽公开渠道。要在巩固传统的公开模式的基础上，应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需求，积极采取科技手段，与时俱进地创新公开形式，多渠道推进检务公开，实现从“摆桌设点”到搭载“新媒体快车”的转变。大力推广电子检务公开，安装电子显示屏和自动触摸屏、声讯电话免费查询系统等设备，将法律允许公开的案件信息及工作流程输入案件查询系统，依托基层门户网站建设，积极构建集门户网站、微博、微信、QQ群、手机短信等检务公开网络互动平台，方便群众随时了解检察职能及其工作的内容，并逐步开通网上在线举报、刑事案件信息查询、提供网上法律咨询等服务，保障公民知情权、检举权和监督权的及时有效行使，努力实现检务公开的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
　　四、健全机制，强化规范操作。检务公开制度虽已实施多年，但目前绝大多数基层检察院对检务公开工作没有形成一套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因此，要从宏观到具体、从原则到操作、从部署到考核，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深化“检务公开”的运行制度体系，建立检务公开的组织机构、健全工作制度、加强评估考核，将查办案件、检务公开、检察宣传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完善的配套管理机制，提供规范化的机制保障，从整个大的层面来考虑如何深化检务公开，使检务公开不仅有章可循，而且易于操作、评价，确保检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提升执法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多方倾听和采纳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的意见和建议，及时纠正检务公开过程中的失误和偏差。

（作者系河北省临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