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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欲的顽固
 
◎易水寒
  史载,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秦王世民破洛阳,灭王世充,“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三十人,余皆返初。”(《资治通鉴》第13卷第621页)然而,太宗即位后的第4年,即贞观四年(630年)正月,他自己却又动了重修洛阳宫的念头,诏曰:“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善,何前曰恶之而今日效之也!”太宗不愧为“明君”,听到谏言,“即为罢役”,并褒奖了上谏书之人张玄素。可时隔一年后,即贞观五年(631年)九月,太宗又要诏修洛阳宫,“将作大匠窦琎修洛阳宫,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在大臣的犯颜直谏之下,太宗“又命毁之”,并免将作大匠窦琎官(以上见《资治通鉴》第13卷第6079页、6088页)。
  从唐太宗在修洛阳宫问题上反复再三的经历,我想到以下问题:
  其一,问世间何事最无涯——人之欲。唐太宗初破洛阳,看隋宫室侈靡,即令人毁之,表现出了和侈靡之风相决裂的鲜明态度。而即位后,却一再诏修洛阳宫,重蹈给事中张玄素所批评的“前曰恶之,今日效之”那样的覆辙,充分说明了人欲的顽固。正所谓“得陇还望蜀,为君复望仙”是也;正所谓“贵不期骄而骄自至,富不期奢而奢自来”是也。
  其二,执政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本身的欲望。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执政者在夺取政权前往往会励精图治,而一旦四海臣服后,环境和条件变了,贪图安逸的思想也就随之产生了。这说明,慎终如始,始终是对执政者最现实的挑战。执政者要想长期执政,必须始终注重自身建设,解决好自身的腐败问题。
  其三,保证权力正常行使的最好办法是阳光,是监督。人在空间小、空间暗的情况下,一定会胆子大,也就是说,环境越私密,人的心态越放松,越会原形毕露。因此,执政者敬畏权力,告别权力腐败,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阳光才是腐败的天敌。而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治本之策则是制度,则是监督。唐太宗一再下诏修洛阳宫,又一再罢休,甚至修了再去毁之,皆在于谏官的犯言直谏和唐太宗的虚心纳谏。但这些还谈不上是制度化的监督。如果唐太宗不虚心纳谏呢?事情岂不是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由此来说,把遏制权力腐败建立在“君明则臣直”的基础上还是靠不住的。要想使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必须改变制度。但不论怎么说,唐太宗敬畏权力的行为在封建时代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