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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沙河走出的大唐名相宋璟【下】
 
◎关玉生
  宋璟是公元七世纪末从燕赵大地走出的一位杰出人物。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在“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这样的条件下,宋璟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就在于他对“向善惩恶”这一人类共同认同价值的坚守。宋璟行为高洁、为政清廉、嫉恶如仇和犯言直谏的执政风范,千百年来为人所称道、所敬仰。这再一次说明,人类文化人格的精彩不在于“媚于世”,而在于“脱于俗”,这再一次证明历史的掌声永远属于那些正直无私的人,尽管这样的人可能流出的是泪、是血。
  神龙三年(707年)七月六日,太子李重俊因不满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的欺侮,和将军李多祚一起,发御林军三百发动政变,将作恶多端的武三思父子杀死,太子亦兵败被杀。
  武三思父子之死,并没有使朝政有所好转,接着又发生韦后想“仿则天故事,要其女安乐公主当皇太女,从而毒死中宗”的事件,致相王(李旦)三子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发动政变,将韦后一党“马鞭以下皆斩之”。韦氏一党被诛后,隆基因诛韦氏有功,被睿宗李旦立为太子。接着又发生了太平公主(则天女)和太子李隆基的矛盾和“废太子事件”,使身为太子的李隆基和这位姑妈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一直到先天元年(712年)七月,时为玄宗的李隆基得到“太平公主及其同党欲发动政变”的消息,玄宗先发制人,平定了叛乱,将太平公主“赐死于家”,致这位武则天的爱女最终化作一支太平挽歌而灰飞烟灭,朝政才算平定下来。
  李显当政的中宗朝,可谓是唐代最糟糕的朝政之一。先是武三思和“五王”的血腥争斗,后又是太子李重俊被逼发动政变,最后是韦后和安乐公主将中宗毒死,再后来是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韦后一族等等,事件一波接一波,且充满着血腥味。中宗朝的乱局细思之原因当然不是一个,但最重要的原因我以为是中宗管不了家人所引发。中宗对韦后和武三思通奸视而不见,非但如此,还和武三思打得火热,听从武三思的摆布,致武三思除诛“五王”外,又因和韦后谋废太子李重俊致太子谋反。中宗最不该办的事是曾对韦后说:“我即位后你要什么我都答应”,言外之意是你要政权我都会给。致韦后和其女野心极度膨胀,不惜铤而走险,谋害中宗,篡夺权力。对于中宗朝的乱局,史籍的评价是:“中宗之末,嬖幸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资治通鉴》语)
  中宗死后,李旦复即位,是为睿宗。“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暴,请谒路绝。集者万馀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同上第14卷第6660页)宋璟第一次为相,大胆革除中宗朝弊政,显示了杰出的执政能力。
  值得提及的是,太平公主“谋废太子”之时,时为宰相的姚崇和宋璟为了保护太子,也为了大唐江山,曾秘密向睿宗建议:“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洛阳)安置。”也就是说要太平公主夫妇离开京师长安到东都洛阳去。睿宗以“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为由没有同意,改为“太平公主蒲州(今山西永济)安置”。这一重要建言不知怎的很快传到太平公主耳中,公主听后“大怒,以让太子(即太子受人指使)。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甲申,贬元之为申州(今河南信阳),璟(宋璟)为楚州(今江苏淮阳市)刺史。”(同上第14卷第6662页)
  先天元年(712年)八月,睿宗制传位太子,太子即位,是为玄宗。
  玄宗即位前期,可谓是位明君。“上初即位,励精图治”,“近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有贞观、永徽之风。”(《通鉴》语)但需要看到的是,玄宗之明,明就明在他任用了姚崇和宋璟这两位贤相。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十一月,他把时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的姚崇调回京,恢复了他的相位;开元四年(716年)在宰相姚崇和卢怀慎的推荐下,又重新启用了时为广州都督的宋璟,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继姚崇为相。史籍记载,当年的十二月,“上将幸东都(洛阳),以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遣内侍杨思勖迎之,璟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途竟不与思勖交言。思勖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益重璟。”(同上第14卷第6724页)
宋璟复相后,玄宗大胆任用,“任而勿疑”,凡是宋璟的进谏无不诏准。而宋璟也竭尽忠诚,以事玄宗。史籍上讲:“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资治通鉴》语)
  关于宋璟在选用人上的公正无私,《资治通鉴》中举了两个例子:
  一,岐山县令王仁琛是玄宗称帝前的藩邸故吏,后来又成为玄宗的叔丈人。玄宗皇帝特降墨敕令授仁琛五品官。宋璟看到皇上的墨敕后,认为不妥,向皇上奏曰:“开元以来,用人制度有章可循,决不能因故旧恩私而随意改变。授官要按照其资历表现,力求公平、公道。王仁琛过去已经升官,倘若皇上还要丰厚赏赐,破格擢升,就有悖常理了。何况又是皇后的族人,理当避讳。是否用王仁琛,还是应该交吏部考核,按官吏晋升的受理制度办事。玄宗看到宋璟的疏奏,即收回成命。
  二,宋璟有位堂叔,名叫宋元超,在吏部选拔官吏时,特别有意识的声明自己是宰相宋璟的叔父,想借宋璟这层关系得到吏部的关照。宋璟听到汇报后,立即给吏部写信,内容是:“我不能因宋元超是我的长辈而暗中说情,以私害公。过去我和他交谈的不多,不甚了解,你们要依照条例秉公而定。宋元超既然表明了和我的关系,就不能提拔重用。”
  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吏,能做到如此的有原则和不徇私情,如何不教后人尊敬。我们现在不是提倡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吗?我看,宋璟身上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就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通鉴》还记载了一件事,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正月,因宋璟在广州都督任上有善政,广州吏民要为宋璟立“遗爱碑”,事情反映到玄宗那里,玄宗问宋璟怎么办?宋璟说:“臣在广州任上并无多少政绩,今我位为宰相,是他们谄谀使然,此风不可长。欲革谄谀之风,从我这里开始,请皇上就给我立碑之事下令禁止。”玄宗听从宋璟的意见,立即下敕制止了这种歌功颂德的行为。广州不能立碑,其他地方想立此类碑的亦没敢立。
    宋璟不但严以律己值得人称道,而最使人称道的是犯言直谏不改初衷。玄宗开元七年(719年)五月某日,日食发生。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日食这种自然现象的出现,相当于是上苍对君王的警告或惩罚。因此玄宗皇帝一早晨起来又是着素服,又是吃素食,又是给中书、门下省下命令让他们去察看监狱的囚犯的吃住和赈灾救饥等等,开列了一串应做的善事。针对此,宋璟上疏曰:“陛下勤恤人隐,此诚苍生之福。然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亲君子,远小人,绝女谒,除谗慝,所谓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诚而行之,不必数下制书也。”(同上第14卷第6736页)宋璟的疏奏可谓软中带刺,其实是对玄宗言行不一,表面上节俭,背地里追求享乐和奢靡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因为玄宗自开元四年就“数遣宦官到江南捕奇异之鸟以供园林”,这些奇异之鸟“远自江嶺,水陆传送,食以粱肉,浪费甚巨”。当时观者,就批评其“贵鸟而贱人”。宋璟的一句“君子耻于言浮于行,苟推至诚而行之,不必数下制书”,可谓一句中的也。
  宋璟这次为相的时间同样不长,他从广州都督任上称相是开元四年(716年)十一月的事,到开元八年(720年)二月因江淮恶钱泛滥而被玄宗罢去相位,其实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
  说起江淮恶钱案,这里我交代几句。开元八年(720年)正月,江淮地区官商勾结私铸铜钱,因掺入其它金属杂质致铜钱质量低劣且重量不足。恶钱的流通影响了市场交易,干扰了国家的金融制度。这对于致力于开元经济发展的宋璟来说可谓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他立即找同为宰相的苏颋商量对策,并一同向玄宗谏奏。玄宗皇帝颁诏:“严禁恶钱流通,对现有流通的恶钱,由官府征缴后销毁。重铸标准良钱。”为了避免老百姓受损失,宋璟令太府拿出良钱二万缗,平价收购百姓的物品。与此同时还令粜太府及府县粮十万担,低价向百姓出售,借以回收流入民间的恶钱。这些措施对稳定经济都是有利的。但由于去江淮执行任务的监察御史萧隐元只知没收恶钱,而对百姓损失、生活困难考虑欠周,致百姓因生活困难趁机掀起了内乱。玄宗为此大为忧虑,将萧隐元贬职,并解除了苏颋的宰相职务。宋璟见此,心灰意冷之际,也辞去了相位。
  宋璟在任宰相三年多的时间里,清廉无私,敢于担当,以大无畏的精神革除前朝遗留的弊政,为大唐“开元之治”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资治通鉴》对姚崇、宋璟二位宰相的评价是:“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力辅佐,使赋役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同上第14卷第6725页)
至于宋璟被玄宗罢相,是不是就因为江淮恶钱的原因?是否和他批评玄宗有关,我看不能排除这后一种因素。因为从玄宗以后的表现来看,他愈加膨胀的享乐欲非但不允许人批评,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不允许宋璟这样的直臣监督和批评他的活动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要随心所欲地享受帝王的生活,这恐怕才是宋璟去相的真正原因。随便找个理由把想要拿掉的人拿掉,这是帝王惯用的伎俩,唐玄宗也概莫能外。
  宋璟自开元八年(720年)因江淮恶钱泛滥被罢相位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上书玄宗致仕,去东都(洛阳)养老,这当中还有十三年的时间,这期间无论是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驾幸东都时奉敕充西京留守,还是开元十八年(730年)再拜为尚书右丞相,其耿介有气节的风范一如往昔。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二月,玄宗的宠臣毛仲嫁女,百官都来祝贺。玄宗问毛仲还有什么事要办的,毛仲答:“所有事都准备好了,就是有一位客人请不到。”玄宗说:“张说、源乾曜(二人均为宰相)岂不是呼之即来吗?”毛仲说:“这二人好说。”玄宗说:“我知道了,你说的请不到的那个人必定是宋璟。”毛仲说:“就是此人。”玄宗笑着说:“我明日给你请这个人。”明日,玄宗对宋璟说:“朕奴毛仲有婚事,你今天最好也和朝廷诸官员到他的府第祝贺一下。”等办事的这天中午,众官员及客人都围在宴会桌前等宋璟,好久,宋璟才到,他先拿起酒杯向西拜谢,意为奉皇帝之命而来,喝了半杯即叫着肚子痛回府了。史籍在讲完这件事后评论道:“璟之刚直,老而弥笃。”
  宋璟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十月回洛阳养病,开元二十五年仲冬十有九日(737年阴历十一月十九)病逝于洛阳,终年74岁。对于宋璟死后的反映,宋璟墓神道碑碑铭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一人震悼,九有凄凉。市既罢贾,舂仍绝长。乃赠太尉,饰终礼滂。返葬沙河,羽仪央央。阖朝倾祖,河尹护丧。生荣死哀,行路感伤。”宋璟墓神道碑上的这几句话的大意是:宋璟一人死,九州人民凄恻悲凉,街市商贾停止营业,舂臼长时间无人去捣米;皇上赠宋璟为太尉,宋璟的衣棺装饰后前来吊唁的人如河水涌流;宋璟返葬沙河,用羽毛装饰的旌旗仪仗队伍庄严肃穆;满朝文武,无不钦佩宋璟,河南府尹亲自护灵送葬;宋璟生前协助玄宗开创“开元之治”,争得了荣誉,死后上下哀挽,连行路的老百姓都感伤。特别是这一由唐代颜真卿所书的碑铭中的“返葬沙河”句,更加证明了宋璟是“邢州沙河人”无疑。
  宋璟的子孙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五月二十九,遵照他生前的遗嘱约定,将宋璟的灵柩安葬于沙河县太尉乡(注:宋璟死后,皇上赠宋璟谥号“太尉”。太尉乡即指太尉的家乡、故乡),即今沙河的宋璟祖茔。
  宋璟是公元七世纪末从燕赵大地走出的一位杰出人物。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在“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这样的条件下,宋璟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就在于他对“向善惩恶”这一人类共同认同价值的坚守。宋璟行为高洁、为政清廉、嫉恶如仇和犯言直谏的执政风范,千百年来为人所称道、所敬仰。这再一次说明,人类文化人格的精彩不在于“媚于世”,而在于“脱于俗”,这再一次证明历史的掌声永远属于那些正直无私的人,尽管这样的人可能流出的是泪、是血。(完)
责编:王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