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高龄的何辛，在抗战期间曾任平西《黎明报》，晋察冀《群众报》编辑。7月27日，记者走进北京友谊医院医疗保健中心，采访在这里住院疗养的何辛。
　　谈起抗战期间的办报经历，何辛说：“我在平西工作的时候，还是20出头的小伙子。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最困难的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也是我一生经历的最艰难的岁月，值得永远铭记。”
　　创办《黎明报》，越过敌人封锁线发行
　　1942年秋天，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实行“蚕食”政策，而且把“乌龟壳”（战友们把日军的碉堡称为乌龟壳）修到原来完全为八路军游击队控制的一些山区、半山区。
　　根据地越来越小，物资供应日益困难。何辛当时在成仿吾任校长的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为了克服暂时的困难，上级决定学校暂时精简机构，缩小规模，文学系两个班提前结业，学生分配工作。何辛认真思考后，向北岳区党委申请，自愿到艰苦的平西去，组织上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久，何辛背着沉重的行李，跋涉好几百里，经过5个县境，既疲劳又兴奋地来到中共平西地委机关驻地涞水县拒马河畔的河东村。第二天，地委书记李德仲找何辛等人谈话，希望他们能帮助办一份报纸。很快，平西地委决定创办《黎明报》，何辛作为编辑，协助平西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罗立斌，全力开始筹备工作。
　　1943年初，《黎明报》在平西军分区政治部所在地涞水县小峰口村正式创刊。每期《黎明报》分为四开四版，三日刊，主要靠石印出版，发行量1000多份。最初的《黎明报》在平西地区发行，后因平北环境恶化，《挺进报》被迫停刊，《黎明报》还越过平绥铁路敌人封锁线发行到平北地区。
　　何辛告诉记者：“当时，冀中十分区也依靠油印出版八开四版的《黎明报》，据说是我在联大文学系的同学杨沫任编辑。冀中十分区和平西只隔一条平汉铁路，他们在路东，我们在路西。他们那里完全是平原，敌我斗争更残酷，比平西办报更困难，可是他们的油印报办得非常好，编排精彩，钢笔字非常工整、清晰、美观，我感觉赛过当年铅印的《晋察冀日报》，真是奇迹。”
　　日军“扫荡”，采编人员分散打游击
　　《黎明报》创刊不久，便从小峰口村搬到涞水县拒马河畔有几十户人家的上庄村，那时正值春暖花开，桃红柳绿，鲜花满山坡的美好季节，何辛在那儿度过了一个难得平静的春天和夏天。
　　何辛寄居的村边那家房东，只有老大娘和她的儿子两人。为了支持抗战，老大娘又把唯一的儿子送去参军，自己挑起耕作和支前两副担子。
　　1943年秋天，日军对平西进行“扫荡”，经地委研究决定，出版不满一年时间的《黎明报》暂时停刊，采编人员分散打游击，何辛被指派到蔚县南山。
　　在离开上庄村时，何辛把日军已经开始“扫荡”，报社停刊转移的消息告诉了老大娘。那天，老大娘眼泪汪汪地把何辛送到村边，一再说：“‘扫荡’结束了，你们再回来呀！”
　　何辛来到蔚县南山地带，发现这里山大、地少、人稀，缺少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日军依靠军事优势，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对南山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清剿”。何辛说：“从秋天到冬天，南山地带的军民住房，总是处于烧了盖、盖了烧的反复状态中，有很多人被饿死、冻死了，那种艰苦的情景，一言难尽。可是，没有一个人为此叫苦，大家都把仇恨倾注到日本侵略者身上，越是困难，斗志越旺盛，意志越坚定。”
　　重回上庄，采访途中洒热泪
　　日军“扫荡”结束后，报社派何辛到敌人“扫荡”过的拒马河沿岸进行战后采访。
　　重回上庄，何辛看到，全村烧成一片废墟，老大娘的那三间瓦房，房前屋后的树叶都烧焦了，只有烧黑了的树身树枝，孤零零呆立在寒风中。
　　何辛问村干部：“大娘哪去了？”
　　“老人家先帮助邻居转移东西，日军进村的时候，她才往山里跑，现在不知道她的下落。”
　　在场的人心情都很沉重，何辛止不住地流出眼泪，他为老人家的命运担忧。
　　过了一会儿，何辛又问：“她儿子来信没有？”
　　“部队来信说，他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听了这一消息，何辛顿时感到嗓子里被东西堵住了，胸口闷得像压了一块沉重的大磨盘，再也说不出话来。
　　天黑了，何辛的采访还没有结束。乡亲们想请何辛吃饭，可全村所有粮食和可吃的东西几乎都烧成了灰，唯有何辛住过的房东院里那棵树上，烧剩下一小筐红枣。乡亲们将红枣捧到何辛面前，非让他吃点压压饿。这种情景，何辛怎么能吃得下去呢！他摇了摇头，泪水再一次溢出眼眶。
　　谈到这事，何辛老人显得有些激动。记者担心影响到他的身体，便停止了采访，不再提问。可老人还是断断续续地说，由于日军的“扫荡”，上庄村的房子被烧了，《黎明报》只好迁到河东村，后来又搬到赵各庄。直到1944年秋天，根据上级要求，《黎明报》停刊，改出《群众报》，何辛继续担任编辑工作。
　　在何辛的心里，《黎明报》虽然是一张不起眼的小报，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它是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真理化聚成的一道亮光，为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照亮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摘自2015.08.06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